建国后至九一三前，林彪职位变动。

长久以来，林彪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四重印记：一是平型关战役的辉煌胜利，二是他领军四野挺进南下的英勇壮举，三是他被誉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四是九一三事件的悲剧。那么，林彪在建国后所担任的职务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究竟如何？本文将沿着时间的脉络，为您揭开这一历史之谜。

图示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

1949在解放战争的战略要冲时期，林彪同志肩负起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更名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艰巨使命。同时，他亦担纲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职。同年，他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四野战军与中原军区实现合并，共同组成了新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再次肩负起领导重任。任司令员。正逢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林彪肩负起军政重任，其职权范围广泛至极。华中六省10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成立，林彪光荣当选为军委委员。彼时的林彪，不仅职务显赫，权力在手，其地位之尊，堪比一方诸侯。

1950年，随着匪患的逐渐平息，国家初现安定，林彪受命调入京城。彼时，除了……除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更名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之外，林彪的职权保持不变。然而，历经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林彪移居北京休养，深居简出。同年，朝鲜战争的战火燃起，林彪婉言谢绝了领军之职，转赴苏联接受治疗。1950年，林彪上半年度仍位居中南军政要职，手握重权，然而下半年却权势尽失，这一状况直至1951年10月方告结束。

1951至1952年间，林彪于10月自苏联归国，同年同月接棒周恩来，肩负起军委主持的重任。彼时，他身为军委委员，为使得职务名正言顺，11月正式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权责相符。在此职位上，他推行了军队干部抽调入学的政策。然而，仅仅三个月后，林彪便开始休养。尽管他依然挂着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实则已权势尽失。（自1952年起至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军委的工作由彭德怀主持。）

林彪闭门不出，不问尘世。“张良、范蠡，激流勇退”，此句正是出自那个时代。

1953年，尽管职务（军委副主席）未变，实则是有名无实。随着高岗事件爆发，鉴于林彪先前曾对高岗给予过支持，毛泽东随即指示陈云向林彪转达警示：切勿被高岗所迷惑。此事后，林彪的职位依旧如故，权力却依旧受限。

深居简出，虽身处要职却权责受限。

1955年，林彪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同年举行的授勋典礼上荣获元帅军衔。彼时，林彪身兼数职，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及军委副主席，尽管位高权重，实则权力受限。他深居简出，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政治活动参与度亦不高。

在1956至1957年间，我的职务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仍旧处于闭门谢客的状态，且依旧身居其位却权责不符。正如《杨成武在1967》一文中所述，林彪——他闭门谢客，鲜少有人能得叶群应允登门拜访。

从上述内容可见，在1950至1957年期间，林彪的党政军职位持续上升，实则大多处于有职无权的尴尬境地。在这段时期内，诸如三反五反、冒进与反冒进等重大历史事件均与他无关，他似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隐居家中，超然物外，无欲无求。然而，这种印象自1958年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并非真的无欲无求……

1958年，在“某些单位未将毛泽东军事著作视为军事基本教材，仅将其作为参考资料，实属不当。更有甚者，某些单位竟未将其列入参考书目，更是不应。”林彪以不点名的形式，对主管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与主管训练的叶剑英进行了批评。1958年的林彪已开始涉足政治领域，不再保持超然态度。尽管他当时仍处于有职无权的境地，但他的“隐身”状态已不复存在。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受沉重打击，随之林彪接替其担任国防部长一职，同时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负责军委的日常运作。毛泽东亦任命罗瑞卿为秘书长。在这一时期，林彪的身份尊崇，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副总理以及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等要职，其权力在军队内部高度集中。尽管他身兼副总理之职，但这一职位他却鲜少履新，在政府层面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在1960至1965年间，林彪的职务保持不变。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自1963年9月至1965年12月，军委的工作实际上由贺龙主持。在此期间，林彪除了参与一些演讲和活动外，大部分时间都与其夫人叶群共同专注于宫廷政治的研究。他们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深入讲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尤其是开国皇帝及王公大臣们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在这段时期内，他们还撰写了多篇作品。克己礼。

1965年底，林彪陷害。罗瑞卿、贺龙被打倒。

林彪的中央副主席是唯一的。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望仅次于一尊毛泽东，他曾大声疾呼：“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真理，其分量胜过我们万言千句。”随后，广为流传的“一句顶万句”这一口号，便是由他于当年提出的。然而，同年罗瑞卿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如此，他在政府内部的声望仍旧微弱，权力仍牢牢掌握在军方。然而，彼时的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叶剑英负责，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月逆流”事件爆发，他随之被打倒并被下放。

在1967至1971年间，林彪身兼中央副主席（唯一）、副统帅、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以及副总理等多重要职，这些职位直至九一三事件均未有所变动，显见其权力已至巅峰，无可再进一步。在这一时期，两件重大事件的发生揭示了林彪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动：其一，1967年，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四大金刚”掌管，负责架空空军委员会；其二，同年，中央推行“三支两军”政策，标志着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随着各地相继设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干部从军队中被调拨至地方担任军代表，林彪的权力也因此从军队领域延伸至政府层面。提及军代表，年纪较长的读者或许有所耳闻，而年轻的读者可能对此不太熟悉。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军代表的任命并非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愿，同样存在着派系林立的现象，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网。这种现象也是文革期间各地乱象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彪担任副统帅的数年间，江青实际掌控的文革小组权力堪称最大，而军委办事组的实力则略逊一筹。

关于林彪自1967年以来的权势，以下列举两则实例。首先，当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遭到批斗并被免职，郑维山接替其职。林彪呈上了一份司令员名单给毛泽东，毛泽东审视后问道：“这些人都是原来的四野成员吗？”随即，他决定恢复郑维山的职务，令林彪倍感尴尬。其次，在1969年，面对苏联的威胁，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事后，周恩来总理对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未履行报告程序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从上述情况可见，建国之后，林彪的职位与所掌握的权力并不匹配。他长期以来蛰伏不前，给人以超脱于名利之外的印象。然而，随着刘少奇被打倒、文革爆发，以及他多次提出设立主席职务的请求，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他并非真的淡泊名利，而是始终在暗中等待时机。

在那九一三的特定时刻，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他昔日所题写的“激流勇退，克己复礼”的名言。

【作者周敬青，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其作品颇值得一阅。】

注释

军委办事组，成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事务的专门机构。该机构的设立，是在林彪的提议下，经毛泽东批准，于1967年8月正式成立，以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三位成员组成，其中吴法宪担任组长。同年9月，周恩来提议并由中央批准，杨成武接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同时兼任代总参谋长，吴法宪则担任副组长。李作鹏亦被增补为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至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黄永胜继续担任组长（兼总参谋长），吴法宪担任副组长。成员还包括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军委并未设立常务委员。军委办事组在行使军委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过程中，实际上掌握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然而，在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随即被撤销。

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权力核心机构，自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起，直至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改称各级人民政府，此一时期共计持续了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