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大右派传奇

作者：闻文

储安平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曾身兼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要职，并执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之职。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中直言不讳，指出“近年以来，党群关系略显紧张”，“症结在于‘党天下’这一观念上的分歧”，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右派。他的话语如惊雷贯耳，荣登中国十大右派之列。

储安平，1909年诞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刊编辑；次年，即1936年，他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他返回祖国，随后担任《中央日报》的编辑，并在复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担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了《观察》杂志社的社长及主编；1949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他陆续身兼数职，曾历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同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的委员、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以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储安平的首次声名鹊起，源于他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杂志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以其勇于揭露国民党政权之昏庸与腐败，倡导“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理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和喜爱。其订阅量从创刊初期的区区数百份，飙升至1948年12月24日国民党查封前高达数万份。储安平曾自豪地宣称：

“本刊的运营实力，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的第二个月份，胡乔木与胡绳两位先生即刻致信周恩来总理，恳请其批准恢复出版《观察》杂志（后更名为《新观察》），并提议由储安平先生继续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一职。

01、呼吁

1957年伊始，秉承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将原本由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重新归还，由民主党派继续负责其运营。

经《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的推荐，在充分协商各民主党派意见的基础上，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宣传部共同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正式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

储安平履新伊始，便凭借其在知识界的崇高声望与深远影响力，广邀知名专家、学者与教授共同执笔，使得《光明日报》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业内独具一格、令人瞩目的媒体。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于天安门城楼之上，召集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邀请他们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以助力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

为打消党外人士心中的疑虑，中国共产党特意明确，对党的建言献策应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储安平与端木露西结婚照

02、 鸣 放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特地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储安平先生，身为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的成员，同时也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因此荣幸地被列入了受邀名单。在座谈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演讲。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

“我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针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存在关联？近期，大家对年轻干部小和尚提出了许多批评，然而对资深干部老和尚却鲜少有人提出意见。我愿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相关事宜。”

毫不掩饰地将指责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竟然出言不逊地将深受全国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贬称为“老和尚”，这等行径实乃令人瞠目结舌！

储安平

03、投 降

次晨，《人民日报》刊登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所作的言辞，犹如在全国范围内引爆了一枚原子弹，顿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随之掀起了一场针对储安平“党天下”观点的广泛批判与反驳浪潮。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内部通知，并在《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所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开展反右派运动的号角。

在此背景下，储安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口一词的攻击目标。

储安平洞悉时局，深知其地位岌岌可危，遂于6月8日午后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

储安平虽已辞去职务，但对其的批评之声并未减弱，反而愈发激烈。

6月10日，民盟在光明日报社的支部组织了一场批判性的会议。

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举行了座谈会，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讨论。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的工厂及行政部门员工齐聚一堂，共同召开会议，对某事项进行严肃声讨。

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针对在京委员及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讨论。

6月21日，九三学社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针对“光明日报因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一事的追责决议，以及一项关于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正式声明。

储安平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孤独一人。在7月13日，他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演讲，该文随即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发言。

“我承认自己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在全国人民的严厉批判中，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怀着诚挚的歉意，向全国人民郑重低头认错。”

“我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坦诚地承认自身所犯的错误，恳切地向人民道歉，并愿意接受人民的评判。”

尽管储安平已如此表明立场，他的抗争却并未止歇，直至反右派运动的胜利告终。因此，储安平的名字被列入了中国的十大右派名单之中。

1958年1月13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并作出决议，剥夺储安平作为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紧接着，在1月18日至24日期间，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免去储安平中央委员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

04、闲 赋

储安平重返九三学社的怀抱，每月领受100元的生活津贴——这在那个年代，算不得一笔微薄的款项。随后，他被下派至西山的一处农场，于长城脚下放牧羊群达两年之久。经过相关方面的评估，认为他在劳动改造过程中表现良好，遂准许他回归家园。

此刻，储安平与妻子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平日里闭门不出，沉浸于读书与写作之中，除了几位至交好友，鲜少与外界有所交往。

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

“此羊所食为草，所产之奶亦出自我手。饲养与挤奶，皆亲力亲为。羊奶富含营养，敬请接受。”

若储安平真能如章伯钧所劝告，做到“超然物外”，放下思想的重担隐退山林，那么他的生活定能悠然自得，安闲无忧。

储安平和孩子

05、失 踪

遗憾的是，美好时光未能持久，“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拉开，储安平便被推至风口浪尖，沦为批判的靶子。他被迫日复一日地清扫街道，同时还要忍受红卫兵的殴打与羞辱。

那是一个1966年秋季的午后，储安平在清扫完街道后，身心俱疲地踏进家门。然而，他很快便得知，又有红卫兵上门，意图对他进行批斗。情急之下，他从后院翻越围墙，一路狂奔数十里，最终逃至西郊，毅然跳入河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他并未命丧黄泉，在被及时救起后，被押送回九三学社，随后交由机关的造反派进行看管。

自储安平自九三学社获释归来，单位中无人再提及他的名字，亦无他人登门探访。直至金秋十月某日，储安平的女儿返家探望时，却惊见家中物品凌乱不堪。仅在房间的正中央，孤零零地摆放着一个捆扎整齐的行李卷——此乃储安平自九三学社机关带回，归家后未曾启封。

储安平的去向成了谜，他的女儿遍访亲友却毫无音信。她察觉事态严重，随即向九三学社的军方代表进行了汇报。

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被视为“死狗”，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在中央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军代表对此亦不敢掉以轻心，遂上报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亲自下令，要求公安部门成立一个专项调查组，务必查明储安平的确切行踪。

调查组肩负重任，历经两年之久的全国范围深入搜寻，对储安平可能涉足的每一处地方都进行了详尽排查。即便生死两茫茫，终未能寻得他的踪迹或遗体，无奈之下，只得将此案悬而未决，事情至此亦成往事。

储安平的失踪，如同谜团般扑朔迷离，无人能够确切知晓，他究竟是命丧黄泉，还是隐匿于世，悄然匿迹。

然而，普遍观点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颇为严格，国民的警觉性向来强烈。一个无户籍、无粮食供应的“黑人”，尤其是年逾花甲、力不从心的老人，即便藏匿于某个角落，生存也将变得异常艰难。

“请问您是储安平储先生吗？”方丈微笑着轻轻摇头，并未透露身份。

这位作者说：

“或许，他并未真正离世，或许正如那位长者所言，他已隐迹尘世，剃度为僧，遁入空门。”

然而，该作者亦不敢断言，仅抛出了“是否应当继续寻觅储安平”的疑问。

06、反思

这位方丈是否真为储安平？尚难定论，或许如此，或许非也，众说纷纭，谜团依旧未解。

究竟是否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无论答案如何，储安平都神秘地消失了；无论结果如何，他已不再是过去的储安平。关键在于，我们应当铭记中国历史中那场极左翼的反右运动，以及那位被称为大右派的储安平。

铭记这一教训，乃是为了确保此类历史悲剧不再上演！

储安平之死

储望华口述，李菁整理。

人物简介：储安平，1909年诞生于江苏宜兴，是一位学者、知识分子，也是民国时期知名的评论家。他曾担任《观察》杂志的社长兼主编，以及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他被定性为右派典型。1966年8月31日，他与著名作家老舍同日投湖自尽，老舍不幸离世，而储安平则自杀未遂。此后，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其生死之谜至今未解。储安平是中央级“五大右派”名单中不予改正的一员。

储安平与先妻共育有三子一女，本文的讲述者储望华，乃其最小的孩子，于1942年出生，是一位钢琴家，目前定居于澳大利亚。

储安平与子女团聚

几幅模糊不清的黑白影像，构成了储安平在这世间留下的唯一痕迹。这些照片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位父亲在儿子储望华心中留下的那些破碎而零散的回忆。

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正悠然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座雅致的白色别墅中。他将这栋洋溢着异国情调的居所命名为“静远斋”——此名源于储安平被错划为“右派”后所采用的别号“静远”，寓意“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用以避世纷扰。每年，储望华都会回到祖国，担任钢琴比赛的评委，或在艺术院校授课。

在世人眼中，这位气度不凡、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乃是一位享誉盛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大师。他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核心创作者之一，更是众多钢琴作品的改编者。他所改编的《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经典之作，不仅广受中国钢琴家们的演绎，更成为音乐院校教学、业余考级及各类音乐比赛的常用教材与曲目。

近年来，储安平的名字正逐渐升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储望华并未随波逐流，亦未曾对父亲的形象进行过分的诠释。

01、失 踪

在心底，我始终坚信，父亲实际上早已远离了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众多文章将他的生死状况描述为“未解之谜”，或者将其归类为一个“谜团”。同时，我也深信，那场别离，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回望往昔，我与父亲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66年6月3日，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恰逢“文革”爆发后的第三日。彼时，我已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担任教职，平日里居住于学校的教师宿舍，而每逢周末，便会回家与父亲团聚。

“爸爸，您一定要多加保重！”未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父子间最后的告别。

数月时光流转，已然步入深秋。某日，我正在忙碌于工作之中，忽然接到了一通来自主管梁女士的电话。她询问我，是否见过父亲来访。

我疑惑地反问道：“难道父亲不是被你们监禁了吗？难道你们不是在准备召开批斗他的集会吗？”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已经失联，而关于他失联的确切时间，无人能够确切知晓，我们只能粗略估计，他大约是在九月初“失踪”的。

先前，父亲曾有过一次自杀的尝试。那是在他清扫完街道，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中，却不幸遭遇红卫兵的再次抓捕，被迫接受批斗。于是，他选择翻越后院的围墙，逃至数十里外的京西青龙桥旁的潮白河，企图投河自尽。然而，由于河水并不深，他被及时救起。

那日，恰逢8月31日，不知是否纯属巧合，老舍先生亦在这一天选择了投身太平湖。

“在那次未遂事件之后”，父亲被押送回九三学社，落入了造反派的控制之下。自那日他从九三学社被允许回家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的踪影。

随后，我在章大姐的书中发现，那位时常与父亲往来的，是名叫老李的人物。这位老李，名如苍，曾是农工党的一员，不幸遭遇挫折，与父亲一同被派往京郊模式口参与放羊的劳动基地。老李的住所位于什刹海的银锭桥畔，而父亲偶尔便会从棉花胡同造访他的居所，小憩片刻。

在一个九月的清晨，老李在踏出家门之际，瞥见脚边有一张纸条，显然是悄无声息地被塞入门缝中的。纸条上仅有一行字：“如苍，我已离去。储。”字迹间并未注明具体日期。

父亲将前往何方？我们兄弟姐妹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急切地期盼着消息的到来。

9月20日，我获悉中央统战部发布了一项紧急指令：务必在10月1日国庆节来临之前查明储安平的行踪，以保障首都北京国庆期间的安全稳定。

九三学社派遣了一位干部，并特地要求我与二哥予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穿梭数日，同时探访了父亲昔日交往的朋友们，然而，依旧一无所获。

至1968年，相关部门设立了“储安平专案组”，专责查明父亲的具体行踪。

在那个盛夏的某一天，三位军人拜访了我。其中一人身着海军的蓝色制服，而其余两位则穿着朴素的黄色军装。他们声称是受周恩来总理的指令，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对储安平的下落进行深入调查，并希望我能够“提供相关信息，给予协助”。

他们要求我出示几幅我父亲的肖像，这让我感到十分不解：为何专案组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难以获取？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明白，这实际上是一种考验，考验我是否已与父亲彻底断绝了关系。

在父亲“失踪”的数年间，我们时常听闻关于他行踪的种种传言。有人声称他在山西某地接受劳动改造，有人甚至“目睹”了他的身影，还有说法称他已经“被妥善监管”。尽管这些消息都显得扑朔迷离，我仍旧宁愿选择相信它们所传达的真相。

数十载岁月里，我屡次在梦境中目睹父亲归家，心中不禁悲喜交织，然而，醒来的那一刻，枕边唯有泪痕伴我。

那是一个1982年6月的午后，我即将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留学的征程，于是在北京与亲友们依依惜别，正准备登车前往机场。就在此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匆忙的身影映入眼帘，他手中紧握着一份文件，向我快步走来。

“近日，中央统战部正式行文，对我父亲储安平先生做出了‘死亡认定’，现特此通知其亲属。”

临别故土之际，未曾料想，我竟然以如此别样之姿，与已“失踪”十六载的父亲作别。

端木露西在光华大学时期

02、选 择

新中国诞生之初，父亲与众多知识分子同感，对新政权怀揣着一片真挚的赤子之心。他曾作为全国政协的成员，前往鞍钢等地进行参观，参与江西的“土改”工作，以及深入新疆南北开展考察与调研。由此，他撰写了诸多充满激情、赞颂社会主义祖国崭新建设成就与面貌的文章。对于投身政府工作，他同样满怀热情，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

父亲曾身兼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要职，然而，他对我们的管教始终严谨不苟。当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之际，他毫不犹豫地将我们子女推向了国家的怀抱。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媒体纷纷报道前线急需文化教员。受此鼓舞，父亲建议我大哥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军旅。初中毕业后，大哥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奔赴朝鲜。在东北，他更是在警卫排中崭露头角，曾负责高岗的安保工作。

然而，自1957年“反右”运动拉开序幕之际，大哥便不得不从军队转至地方，重返上海，于小学任教，教授中文。

1953年，鉴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求，大量中等专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于是，父亲决定让我的二哥前往北京建筑专科学校深造，专攻建筑领域。因此，两位兄长均未能步入大学校园，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国家随后便着手推动农业的蓬勃发展，而我的父亲也力挺姐姐投身农业学习。因此，我的哥哥和姐姐便成为了我们家庭中的“工农兵”，这完全是父亲的安排。至于我，却选择了文艺这条道路。

父亲早年曾投身于新月派，然而在英国的留学岁月让他对议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投身于政论文章的撰写。他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创办一份类似于《泰晤士报》的报纸。1946年，他成功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间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同时也坚定了他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观察》杂志始终以其犀利且尖锐的笔触，对战争胜利后物价狂飙、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因而赢得了广大民众及知识阶层的广泛赞誉，订阅量也从最初的四百份激增至十万份以上。父亲常常自豪地宣称：

“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拓一条崭新的道路。”

不久，《观察》杂志便遭查封，而他本人也险些遭国民党枪决。

新政权成立伊始，胡乔木与胡绳联名致信周恩来，提出《观察》杂志复刊的倡议。周恩来回复的批示言简意赅：“拥有众多读者，自当予以复刊！”

父亲闻讯，兴奋异常。

然而，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未能延续其过往锐意批评时弊的作风，逐渐转变为一本以宣传为主的刊物。经过数期发行后，杂志更名为《新观察》，由戈扬担任主编一职，我的父亲亦随之从《新观察》中退出。

抛开时代的宏观背景，我认为父亲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与他自身的性格特质密切相关。父亲性情高傲，母亲常说他“才高气傲”。他热衷于与上层社会人士交往，或许自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传播自己的理念。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

“安平此君，曾受英国之教育，深信其制度之优越。他以为威斯敏斯特的这套体制，便是民主的典范，因此在交谈之中，他总是认为那值得效仿。他才华横溢，傲气十足，凡事不愿屈居人下，实则究其根本，他仍不过是一位书生罢了。”

03、人 生

我的音乐生涯与父亲密不可分。他始终是我学习钢琴的坚定支持者，并亲自为我安排了报考音乐学院附中的事宜。在那个录取率仅为3%的年代，当我得知自己成功被录取时，父亲欣喜若狂。他满怀期望，希望我能够成为傅聪、刘诗昆那样的钢琴大师。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家庭会议中他力排众议，最终决定为我购置一台钢琴。

在“反右”运动之前，我父亲身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其薪酬评定为九级，月薪达三百余元，这在当时算是颇为优渥的收入。然而，“反右”运动过后，他的薪资锐减至仅剩一百五十元，加之需要承担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重任，因此那架标价一千八百元的钢琴，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

“你以往总是向我提起，在报纸上发现了父亲的姓名，而今，父亲亦首次在报上瞥见了你的名字。”

父亲总认为我在学校所接触的音乐，多数源自西方，因此他常叮嘱我必须重视从中国民间文化中汲取艺术养分。每至寒暑假，他便会为我安排特别的“补习”，带我拜访民间艺术家，观赏地方戏曲以及各类说唱表演。

遗憾的是，我们父子间的温馨时光寥寥无几。那是在1957年，我正就读于音乐学校的附属中学，每当同学们翻阅报纸时，总会好奇地询问我：“你的父亲为何会被称作‘右派’？”

昔日，中央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众多新闻影片，其中父亲在统战部于北京饭店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画面，被反复播放，却又反复遭受抨击。不久，我便意识到，我的父亲已被贴上了“人民公敌”的标签。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究竟何在？你理应与他明确划清界限。”

自那时起，长达数十年间，我被迫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海外深造时，文化部门的高层领导甚至询问我的单位：“他与他的父亲是否已划清界限？”

1958年，我有幸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我与同学们欢聚一堂，翩翩起舞，畅饮汽水，品尝着美味的西瓜，通宵欢庆，其乐融融。

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之子竟然考入了作曲系，难道我们未来需演奏他的作品？恳请党委对此事重新审视。”

实际上，我的老师和领导对我颇为呵护，面对压力，他们提出了一项周全的方案，建议我放弃作曲，转而学习钢琴。校方更是建议我与父亲商议此事，然而，我仅用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便答应了这个转系的要求。父亲又能如何呢……

尽管我并未彻底被“摒弃”，但这对我而言，却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我心中充满了对命运不公的愤慨，却又不敢公然流露，无力进行抗争。父亲似乎也深感愧疚，认为是我们受到了牵连。他来学校探望我，带来物品，甚至不愿踏入传达室一步。父亲很少向我们讲述他的遭遇，也鲜少透露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或许是不愿让我们受到他的影响。

在全家团聚的时刻，我们尽量避开政治及国家议题的讨论。每当得知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竞赛中获奖，他总是由衷地为我感到高兴。谈到我们的未来，他总是以“各自努力吧”的语气宽慰我们。

在那个年纪，我对父亲的了解尚浅，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有时，我会深深地怨恨他，仿佛是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毕业后，鉴于我展现出在作曲领域的潜力，加之对个人遭遇的同情，学院决定让我继续留校深造于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我有位钢琴系的同学作为我的女友，然而，由于我父亲的状况，我们的恋情不幸中断。

仅一个月后，“文革”的风暴便将我卷入其中，大字报如潮水般涌来，纷纷指责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

在这段日子里，中央乐团曾三次邀请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以及《战台风》的创作。然而，在我完成创作任务后，却不幸被“样板团”无情地“淘汰”回学校，因此，我被人戏谑地称作“板刷”。至于那些经过改编的作品，我的名字也未曾被提及……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类似的挫折接连而至，我亦逐渐学会了以沉默与忍耐来接纳命运的不公。

1971年，储望华演奏《黄河协奏曲》。

我时常沉思，自己与父亲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父亲总是深陷于对政治、对社会的深思熟虑之中，而我所涉猎的领域则相对狭窄。我更倾向于艺术，致力于将钢琴曲演绎得尽善尽美，并希望能拥有更多的听众。然而，若父亲得知我正以实际行动，通过音乐为国家、社会和人民作出贡献，我想他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它不仅细腻地描绘了晚秋时节的萧瑟景象，更饱含了我对已故父亲的深切怀念与哀思——1966年那个深秋的夜晚，作曲家之父突然离我们而去……”

随着首演的音乐悠扬响起，我心中感慨万分，多年的分离后，我终于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与父亲之间心灵的对话。但愿父亲那曾饱受苦难与孤独的灵魂，能够体会到这所有的情感。

2015年5月，储安平先生的衣冠冢于江苏宜兴西郊的龙墅公墓正式落成。储安平先生的子女储望英、储望华、储望德等亲属均出席了这一庄重的仪式。

鉴于储安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失踪，其子孙后代将一张精心封存的照片、以及一本同样严密封裹的书籍，以红布包裹妥当，然后放入陶坛，随之安置于墓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