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1970年的深夜，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紧急接到了司令员许世友的急促来电。

许世友对肖永银说道：“刘帅已抵达南京，你速去迎接。”

肖永银闻言，不禁感到格外惊讶。在此之前，他未曾听闻有关刘帅即将抵达南京的任何风声。他推测，刘帅此番前来南京，恐怕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

肖永银的猜测完全正确。

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刘伯承正沉醉于梦境之中，然而，突兀的喧闹声从院墙外传来，警卫员机敏地察觉到了异状。他立刻带领人员将刘老帅紧急扶上火车，与此同时，他迅速联络装甲兵的副司令员，通报了这一紧急情况。

装甲兵副司令员率部护卫，警卫部队紧随其后，方确保刘伯承将军安全抵达南京。

警卫员为何送刘伯承至南京？

实则原因并不复杂，当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是刘伯承的资深部属，而副司令员肖永银，更是刘伯承的得力爱将。

刘伯承作为军委副主席，地位显赫，却为何在特定时期面临如此显著的挑战？

谈及刘伯承，尽管他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实则他早已退居幕后，这一转变始于1958年的一次政治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际，功勋卓著的刘伯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激流勇退”，坚决辞去军委总参谋长一职，主动提议创立军事学院，致力于军事教育事业的开拓与发展。

1950年，中央作出决策，决定设立一所专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刘伯承闻讯后，立即致信中央，恳切请求担任这所大学的创办者。

党中央、毛主席迅速批准。

彼时，刘伯承未曾料及，纵然他屡次萌生退意，意欲告别“朝堂”，却始终未能如愿抽身。

刘伯承就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后，全心全意致力于学院的发展和建设事业。

“皇天不负勤勉者”，至1956年，在刘伯承的英明领导下，南京军事学院已从初创时的四个系系别扩充至十二个，学员人数也从起初的750名增加至3000余众，教员及译员数量亦由原先的290名增长至1300余名。

1956年1月11日，毛主席亲临学校视察，并对学校的建设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对此，刘伯承深感欣慰，以为自己的辛勤付出终得回报。然而，他未曾料想，数月之后，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浪潮正迅猛地向其涌来。

1956年8月，南京军事学院一位学员致信彭德怀，揭露了学院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差。随后，同年11月，军事学院教授会主任蔡铁根亦向邓小平同志写信，内容亦是对学院教条主义错误的反映。

彭德怀阅毕信件，即刻指示将此信件转发给毛主席、军委委员以及各部首长等一众领导审阅。

与此同时，彭德怀收到了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提交的一份报告。

张宗逊，身为我国副总参谋长，主要肩负全军院校工作的重任。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后，张宗逊敏锐地洞察到了学院存在的诸多弊端。

张宗逊指出，南京军事学院在借鉴苏军建设经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学院亦不无保留地引入了一些与中国军队实际需求不相契合的内容。

彭德怀审阅完张宗逊提交的报告后，毅然决定亲自赴南京军事学院展开深入调查。

1957年二月末，彭德怀携陈赓、谭政等一同抵达南京军事学院展开调研工作。数日调研过后，彭德怀对情况有了大致掌握，随即启程返回北京。

四月之际，彭德怀在深思熟虑之后，致信毛主席，指出南京军事学院中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因此他提议在学院内开展一场针对教条主义的专项整治活动。

毛主席批示同意。

此刻，刘伯承正于上海疗养，然而，闻悉中央决策后，他即刻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表示赞同在全院范围内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刘伯承致信中央，鉴于健康状况，恳请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

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的辞职请求，然而，关于“反教条主义”的议题，讨论仍未画上句号。

1957年7月，在彭德怀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反教条主义”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彭德怀曾明确指出：“教条主义的根基深植于军事学院，其指挥中枢则位于我们的训练总监部。”

彭德怀的发言，锋芒直指刘伯承，并针对领导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叶剑英展开。

此外，随着“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正式展开，时任训练总监部的部长萧克，以及副部长李达等人亦相继受到批判。

然而，在众多遭受批判的人物中，刘伯承在彭德怀眼中被推崇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位”。

1958年五月，中央军委于京城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身处上海疗养的刘伯承接到与会通知，遂即启程，奔赴北京参加此次会议。

在军委的一次重要领导会议上，彭德怀直言：“刘伯承同志身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刘伯承同志深得毛主席的关爱，毛主席曾亲切地表示：“让刘伯承同志充分休息，不必亲自来参加会议进行检讨，只需表明态度即可。”

然而，在压力之下，刘伯承即便身患疾病，也只得出席检讨会议。

正是在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浪潮中，刘伯承逐渐退居幕后。

然而，自庐山会议之后，刘伯承的政治生涯显著好转。在那个特殊时期，因对毛主席的支持，他在九大和十大均被毛主席亲自提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0年，尽管刘伯承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双重职务，但他并未能免受冲击，显然还是受到了影响。

不得已，他只得在警卫员的引领下抵达南京，期盼能获得昔日的战友许世友的庇护。

许世友闻悉刘伯承抵达南京的消息，原本打算亲自前往迎接。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最终认为肖永银出马最为适宜，于是便上演了那开篇的一幕。

肖永银与刘伯承有何联系？

许世友为何坚持让肖永银接任？

刘伯承在南京短暂停留之后，又演绎了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肖永银，刘伯承麾下的得力干将，然而追溯两人初次相识的时光，竟是在1937年的那个岁月。

1937年2月，随着西路军的战事失利，党中央随即下达命令，以已抵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原部队以及陕北红军的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和骑兵团为基础，组建了“援西军”。该部队随即西进河西走廊，以火速驰援陷入困境的西路军。

刘伯承受命担任援西军司令员，3月5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援西军自陕西淳化、三原等地启程，日夜兼程，西向挺进以实施救援。

远水难解近渴。

1936年秋季，为开辟通往苏联的通路，党中央作出决策，实施“宁夏计划”，西路军受命挥师征战河西走廊。

在西路军西征的征程中，战士们奋勇杀敌，屡次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然而，因缺乏补给、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加之敌强我弱，最终部队不得不以悲壮的失败收场。

在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急速向西方挺进以提供支援之际，西路军的西征之旅已然落下了悲壮的终章。

鉴于此，党中央再度下达指示，命刘伯承率领部队驻扎于镇原。此行目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张国焘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积极搜寻并迎接西路军中失散的勇士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肖永银有幸迎来了与刘伯承的初次相逢。

肖永银，湖北黄安人士，于1917年降临人世。在少年时期，家境贫寒使他无法接受太多的教育。然而，在他13岁那年，他的父亲投身革命，自此，肖永银深受父亲的影响。

同年，随着“肃反”运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蔓延，肖永银的父亲遭受不幸，不幸离世。为了逃避迫害，肖永银毅然前往河南新县的红四方面军招兵处，投身于红军的行列。

投身军旅后，尽管肖永银年纪尚轻，但一旦投入战斗，他的英勇无畏便毫无保留。

1935年，年仅幼小的肖永银便已擢升为部队管号兵的司号长，正是在这一岗位上，他迎来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在这日，肖永银所隶属的部队接到命令，需于江油西侧的大岗山一带对敌实施防御。战事爆发，尽管我方凭借地形之利一度取得先机，然而，鉴于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我方所占据的优势实则有限。

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有余之后，我军损失惨重，众多营级、连级指挥官亦不幸以身殉国。

正当此刻，敌军再次发起猛烈攻势，团长张昌厚心急如焚，正准备亲自率部迎战。肖永银挺身而出，说道：“团长，让我率众前往，我定当助您击退敌人。”

张昌厚深知肖永银乃是一位机敏灵活的战士，然而心中仍存几分踌躇。

肖永银目睹眼前情景，顿时情绪激昂，提高嗓音道：“团长，既然你命我出战，可我已力不从心，即便你将我头颅砍下，也无法改变现状。”

张昌厚毫不犹豫，即刻将两个连的队伍交给了肖永银。

肖永银不负众望，尽管这是他首次执掌战场指挥，但他毫无畏惧之色。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战士们如神兵天降，对敌人发动了突如其来的奇袭。

敌军阵线顿时陷入混乱，无奈之下只得后撤。肖永银率领部队奋勇追击，遗憾的是，就在此过程中，他不幸遭受重创。

面对功勋卓著的肖永银，团长张昌厚立刻下令将他迅速抬下战场进行救治。然而，受限于当时红军简陋的医疗设施，肖永银的伤势未能得到妥善的治疗，他始终处于生命垂危的边缘。

正当此刻，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号召，部队即将攀登雪山、穿越草地，要求各部队中团级以下单位的所有重伤员务必留宿于当地百姓家中。

团长张昌厚对肖永银的离去显得万分不舍，恰逢许世友的到来，让这一天变得尤为不同。

张昌厚脸上布满忧愁，许世友好奇地询问缘由。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许世友轻轻一挥手，说道：“既然如此不舍，那就让她跟着咱们一起走吧。”

正得益于许世友的这一言论，肖永银得以免于滞留原地，随同部队继续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康复之后，肖永银得以加入程世才与李先念的行列，肩负起警卫排长的重任。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紧急召开了一场师级以上干部的会议。会上，经慎重决定，陈昌浩与徐向前两位将领将暂时离开部队，返回延安，向中央领导汇报当前战况。与此同时，战士李卓然、李先念等将领则肩负起指挥重任，伺机寻找突破口，力求突围。

会议落幕之际，徐向前立刻寻觅到李先念，将肖永银引入了自己的麾下。

行军回延安途中，徐向前深知战士众多易招致敌军瞩目，遂将一封密信递至肖永银手中：“若你率先抵达陕北，便将此信转交党中央，届时再详述我军近况。”

肖永银深知这封信承载着沉甸甸的分量，未加思索，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紧接着，肖永银携手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踏上了漫漫征途。自1937年3月中旬起，他们跋涉了四个多月，直至同年7月，终于抵达了援西军司令部。

刘伯承目睹眼前这两位衣衫褴褛的四方面军战士，不禁泪如泉涌。他紧紧将肖永银拥入怀中，轻声慰藉：“能安然归来，实属不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肖永银立刻取出徐向前交付予他的信函，递至刘伯承手中。

历经此事，刘伯承对肖永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定这位青年才俊不仅资质出众，更是一颗值得悉心栽培的明日之星。

刘伯承频繁重用肖永银。

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际，刘伯承同志肩负重任，担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一职。他慧眼识英，特地邀请肖永银加入129师。在刘伯承的悉心培养和关注下，肖永银历经十数载的风雨历练，逐渐成长为了解放军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勇猛战将。

正是这十余年的风雨兼程，刘伯承与肖永银之间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在1970年的深夜时分，刘伯承将军抵达南京。许世友将军特意派遣肖永银将军亲自前去迎接，原因便是如此。许世友深知，肖永银将军在刘伯承的心中，实乃最为倚重的爱将。

当晚，肖永银迎来了刘伯承的到访。随后，遵照许世友的部署，刘伯承被安排入住中山陵的5号房间。

每当军区有人前去看望刘伯承，刘伯承往往显得沉默寡言，似乎对于会客显得有些抵触。

经过深思熟虑，许世友推测，刘伯承可能意图会见的是肖永银，因此派遣肖永银前往进行探望。

肖永银抵达后，刘伯承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愉悦。

许世友心中明了，便立刻唤来肖永银，叮嘱道：“老肖，既然刘帅愿意接见你，那你便多去探望他，多陪陪他。”

肖永银同意了。

因此，在南京的短暂逗留期间，得益于肖永银的陪伴，刘伯承的心情始终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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