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坚持归国的6000名志愿军战俘，他们重返故土后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

1953年7月27日，历经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声中画上了句号。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不仅圆满实现了捍卫国家、抵御侵略的战略任务，而且成功地将敌人阻挡在了国门之外。

尽管整体上取得了巨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却并非无懈可击。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施加的压力，加之苏联与朝鲜的让步，中国在停战谈判中被迫接受了美国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这使得美军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得以肆意操纵。

签定《停战协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约2.2万名志愿军俘虏之中，有2/3的志愿军战俘因为被美国及国民党集团胁迫，最终“选择”前往台湾，只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虽然面临美军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依然选择回国。

终于，这超过6000名的志愿军战俘成功重返故土。那么，他们归国后遭遇了怎样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又最终怎样呢？

1953年8月，逾6000名归国志愿军战俘历经艰辛，终抵故土。他们抵达的落脚点，位于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负责接待并管理这批归国人员的机构，称作归来人员管理处，系由总部授权，由东北军区设立，该管理处的行政级别为师级。

昌图位置

在这6000多名毅然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群体中，无论是党中央的领导还是毛泽东归管处的管理人员，都深知，他们在战俘营中曾与美军及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因此，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受了考验，他们的英勇事迹令人敬佩。

因此，毛泽东在关照归国人员之际，确立了简明扼要的二十字指导方针，即：倾注热情以示关怀，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深入剖析问题实质，谨慎周全地予以处理，妥善安排其后续生活。

满怀热情的关怀，自是易于明了。尽管这些同志落入了敌手，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丢弃民族气节，更未曾向敌人屈服。在战俘营中，他们依然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展开抗争。基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由衷的关爱，以及党组织的深切关怀。

耐心引导，自是不可或缺。这6000余名同胞，往昔曾遭受俘虏之辱，那段屈辱的历史深深刻印在心，故而，对他们归来的教育必须既全面又充满耐心，以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助他们卸下心灵的负担。

理应明确问题的所在，尽管多数人皆为同志之辈，然而，美军的幕后操作以及国民党势力的介入，导致志愿军战俘面临诸多困扰。

美军意图在志愿军战俘中渗透间谍与特务，而国民党势力更是竭力利用原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些人沦为战俘群体中最为隐蔽且危险的敌对分子，理所当然地必须被识别并隔离。

在志愿军约2.1万名战俘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员最终被强制送往台湾，其背后的关键因素，主要在于国民党特务与潜藏于志愿军战俘队伍中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恐吓与胁迫手段，迫使这些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

尽管6000余名坚持归国的战俘中，绝大多数均为优秀的同志，然而，亦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掺杂有美国或国民党所派遣的间谍与特务。鉴于此，进行严格的甄别显得尤为关键。

一旦问题得以明确，不仅能够为绝大多数无辜的志愿军战俘洗清冤屈，同时，亦能让那些心怀叵测的极少数人受到他们应得的惩处。

志愿军战俘

自然，在明确问题所在之后，处理问题亦需格外谨慎。原因多样，有人因受伤而落俘，有人因弹药耗尽、粮食匮乏而被迫投降，有人因缺乏武器而束手就擒，亦有人因投敌或叛变而沦为阶下囚。

因此，对这些个体需进行细致的甄别，并采取审慎的措施。对于那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应予以认可和表彰；对于那些曾有过动摇或犯下微过之人，应给予谅解。至于那些背叛祖国、投向敌方者，即便在经过教育后，也应让其承担个人责任，但亦应从宽发落。

至于妥善安置，这一点易于明了。在经过充分的甄别之后，每个人的未来与命运，理应得到适当的安置。

志愿军被俘战士

自传达毛主席的20字方针至6000余人，众人皆如饮定心汤，对毛主席的方针表现出了极高的拥护与支持。于是，在方针宣贯之后，规管处随即召开了一场大会，旨在进行广泛的动员与教育。当时，志愿军战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

一类人是在被俘之际，展现出坚贞不屈的意志，积极参与或引领抗敌斗争，他们本身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对这些人士，应当恢复其党籍、团籍、军籍，并给予充分的表彰。

然而，还有一类人，他们在被俘期间曾一度陷入低谷，或是犯下了过失，但随即便进行了纠正。这些人虽有过轻微过失，但之后积极投身或引领了对敌斗争，因此，应认可他们在被俘前的军籍，并对其采取开除党籍或团籍的处理。

第三类人员，系指在战时投敌或自愿投降向敌势力效劳者。此类人士因犯有严重过错，故而无一例外地被剥夺党籍。即便他们曾是党员或团员，亦需被开除党籍或团籍。

尽管在界定三类人员范畴的过程中情绪颇为低落，但总体上结果尚算满意。当时，被划入一二类的人员比例高达80%。绝大多数人得以恢复军籍、党籍和团籍，而真正被剥夺军籍的仅是少数。此外，得益于工作的高效推进，已有众多人员开始逐步恢复党籍与军籍。

伤俘志愿军战士

自1954年3月初起，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高饶事件影响，各军区传达了新的精神指示，强调提升标准。于是，一夜之间，审核的标准骤然变得极为苛刻。

先前确定为恢复军籍的人员，如今多数仅认可其被俘前的军籍身份。至于原本仅受党内轻微处分者，如今多数已被直接判定为开除党籍。

在号召大家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指导原则亦随之演变，志愿军战俘们的自我批评，参照的标杆转变为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自是令人崇敬，他们理应被我们永远怀念。然而，若将他们的标准硬性套用到每一位志愿军战俘身上，未免显得过于严苛。

然而，当时那些督促志愿军战俘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似乎并未领悟到这一点。他们责令战俘在剖析自己时，需多述过失而少谈功绩，且撰写检查时亦须恪守“多过少功”的原则。

如此严格的标准，让众多战俘对自己的反省变得异常严厉，有时甚至过于苛责。比如，若在失去抵抗能力后不幸被俘，便被定性为“向敌人投降”；若在审讯中透露了所属部队的番号，便被视为“泄露军事机密”；而若采取与敌人周旋的模糊策略，则可能被指责为“与敌妥协”。

即便被俘，不论缘由如何，亦被视为“丧失气节”。正如管理人员所言，“在共产党员的词典中，‘被俘’二字并不存在”。

在这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与氛围中，几乎所有志愿军战俘的体检报告均被解读为自认有罪的证词。

最终，审核结果揭晓，在6000余名志愿军被俘将士中，原本80%的党员身份得以保留，然而，这一比例突然跃升至91.8%，绝大多数人遭受了党籍被剥夺的命运，而以下人员则无一例外地被强制复员。

志愿军战俘

1954年五月末，甄别工作已全面告捷。在逾六千名归国志愿军俘虏中，原先党员身份者高达2900余人。然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党籍已被剥夺，唯有120余人得以保全其党籍。

即便这120余人，亦背负着警告或留党察看的处分。至于众人关注的军籍问题，700余人已被开除，而4600余人仅被认可为战俘前的军籍。这样的结果，对于6000多名归国的将士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志愿军中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者，乃原志愿军180师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经审慎调查，其行为已构成叛党、叛国罪，故而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予以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处分。

在听闻此讯的瞬间，吴成德顿时昏厥，神经系统亦随之失控。直至两个月之后，他才逐渐恢复些许意识。

吴成德为何沦为俘虏？在第五次战役中，我方未能充分应对美军的反击，加之连续作战导致弹药耗尽，所以在第五战役的第三阶段，志愿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180师损失最为严重。

彼时，180师陷入敌军重围，遭受重创，逾三千名战士不幸沦为俘虏。作为该师的领导，吴成德本有机会成功脱险。然而，在师长下达分散突围的命令后，他目睹了数百名志愿军伤员在突围中力不从心，吴成德心有不忍，遂舍命击毙坐骑，毅然决然地与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们并肩作战，坚守在一起。

然而，队伍中伤员众多，转移变得极为艰难，以致无法成功突破重围，最终被敌军围困。即便面对如此困境，吴成德依然带领着为数不多的志愿军战士，在语言不通、环境恶劣的朝鲜战场上坚持敌后作战，他们顽强地进行了超过400天的游击战。直至游击队仅剩三人，吴成德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被敌军俘虏。

即便陷入囚禁，吴承德依旧坚守抗争的信念，对美军与国民党特务的诱降始终保持不屈。因此，当吴成德得知自己被剥夺党籍和军籍的消息，他难以置信，精神几近崩溃。

第五次战役

吴成德这类现象实属常见。比如，原181师541团机枪连的文化教员史振荣，便是陕西省富平县地下党领导人史志洲烈士的遗腹子。自参军入伍，他秉承父亲的遗志，表现格外出色。

他之所以落得被俘之境，亦是因为身患重疾。在从前线撤回后方的途中，他因高烧不止而失去意识，最终在防空洞内被敌方俘虏。即便身处敌手，史振荣在面临残酷的刑讯时，依旧坚贞不屈。因此，对于仅认可其被俘前军籍的结论，他深感不公，内心充满委屈。

尽管众人的委屈无法撼动审核的结论，众多人还是不得不告别军旅生涯，重返故土。即便如此，那些被遣返回家的志愿军战俘，即便他们离开了深爱的军队，依旧未能幸免于不公正的待遇。

戴上了曾为敌所俘的标记，这些人返乡后，无不遭受着冷眼与排斥。

有人常受同事和家人的歧视。

即便在工作中展现出卓越表现，仍有人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往往是因为政审关卡难以逾越。

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工作，这源于他们作为战俘的经历，导致被单位解雇。

一些人因身为战俘，甚至波及家人和子女，令其子女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和从军服役的权益。

此类繁多。

志愿军战俘

无疑，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以来，加之战俘群体持续的请愿活动，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9月27日发布了关于战俘处理的相关文件。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长久以来渴望的公正终于降临。在情况得到彻底查明后，他们得以恢复党籍和军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且，他们的生活补助亦得以重新发放。这些历经磨难与挑战的志愿军战俘，终于迎来了那久违的公正。

为何这些志愿军战士在经历了无数艰辛之后，仍旧承受了如此重创呢？

一方面，高饶事件的余波尚存，另一方面，亦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我国乃至东方传统文化中，对俘虏的看法普遍带有负面色彩。

志愿军战俘

故而，中国古来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因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军人即便面对失败，亦不应沦为战俘，而应选择以生命捍卫信仰与尊严。

因此，誓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辱，这早已成为众人心中默守的定律。正因如此，这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因被俘所承受的磨难，从一出生便被普遍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屈辱。

这种观念不仅限于军队内部，就连寻常百姓亦普遍认同，这也是志愿军战俘归乡后，仍遭受不少歧视的主因之一。

自然，随着时光的流转，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局势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背景下，国人的思想觉悟与权利意识亦不断攀升。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志愿军战俘的经历固然并非荣耀，然而其中亦蕴含诸多客观因素。大多数战俘并非主动投降，他们在敌营中亦坚守革命信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志愿军战俘被送往台湾

即便不幸沦为战俘，他们未曾背叛祖国的忠诚与人民的信赖。因此，他们理应避免遭受不公的对待。在战俘营中，他们所展现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对归国的坚定信念，理应得到肯定与赞扬。这6000余名坚毅地回国并与敌人抗争的志愿军战俘，无疑是志愿军乃至整个中国的英雄。

曾被俘的志愿军最高将领，在归国后不幸被剥夺军籍，然而，其逝世后的一则秘密故事，却令人动容至深。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立国之战，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豪迈，洗去了自晚清以来长达百年的屈辱。此役，我国取得了圆满的结局，让曾经傲慢无礼的美国军队止步于鸭绿江边，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安全。

纵然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伤亡与俘虏，中国人民志愿军虽英勇无畏，但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有超过两万名战士不幸被俘。

担任职务最高者名为吴成德，彼时他身兼180师代政委与政治部主任之职。其被俘与归国后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然而，在他离世之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秘密。

吴成德，1912年诞生于山西新绛，自幼接受优质教育，学识渊博，原本在当地小学担任教职。然而，目睹日军逐渐侵占我国领土，怀揣满腔爱国情怀的他，毅然放下教鞭，投身军旅。1937年初，他加入了中共在太原举办的军政训练班。

凭借卓越的能力，他毕业后便担纲新绛县自卫队政委之职。此后十余年，他领导战斗、统筹全局，均表现出色。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他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指挥员。至1950年1月，吴成德已担任解放军60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四川眉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应朝鲜战场的紧急需求，1951年3月22日，吴成德率领180师越过了鸭绿江，踏入了朝鲜领土。他被任命为志愿军180师的代政委及政治部主任，不久后便投身于第五次战役的激烈交锋之中。

客观而言，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在准备上略显不足。战线过长，后勤补给问题日益凸显，为防止全军陷入敌军重围，指挥机关不得不作出艰难决策，下令部队向北转移。在此形势下，180师所肩负的任务是坚守阵地，抵御敌人进攻达3至5日之久，以确保主力部队得以安全撤退。

然而，未曾料想敌军穿插的速度过于迅猛，师长应对之策亦显不足。在遭受围困之际，师长不得已而砸毁电台，此举导致180师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沦为孤军奋战。历经数番激战，最终部队不得不选择分头突围。

在突围战即将拉开序幕之际，代政委吴成德决意先对各个团队进行检查，待返程时，却发现师部已先行启程。吴成德遂骑马率领警卫班，沿着师部撤退的方向疾驰。行至一山沟，他察觉到前方似有数百人聚集，借助美军投射的照明弹，他辨认出这是一处180师的伤员集结地。

这些受伤的战士们也认出了政委的身影，他们行动受限，难以与大部队并肩作战，于是纷纷呼唤：“吴政委，我们能否突出重围？吴政委，请您务必带着我们一同前行！”

事实上，吴成德若纵马疾驰，本可追上师部，然而目睹伤员们的状况，他毅然决然地作出抉择——枪决坐骑，步履蹒跚地融入伤员群体之中，以此表明他的同在之意。

此举堪称英雄壮举！在当时的环境下，四周尽是美军精锐之师，吴成德毅然选择留下，已然做好了为理想献身的准备。

尽管身处困境，他却并未选择坐以待毙。鉴于此处聚集的都是伤员，一旦集体行动，难免成为敌人眼中的明显目标。因此，吴成德果断将数百人分成40人一组，每组配备一至两名干部负责引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伤员。

吴成德之举使得部分伤员得以成功突破重围，然而，他自己却陷入了困境，不得不率少数部下在敌占区展开游击战。生活对他们而言极为艰难，不熟悉的地形、匮乏的武器弹药、食物的短缺、无处安身的困境，甚至不敢在某一地久留。

在这种逆境中，吴成德未曾低头，带领战士们顽强地坚持了长达14个月的游击战。在此期间，他们遇到了其他突围的伤员，吴成德总会对遇到的每一个人说：“我绝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战士。”他的坚定话语激励着身边的人，在艰苦的突围斗争中，他们不仅振奋精神，还成功击毙了20余名敌人。

原本他们期望志愿军能发起第六次战役，以期重返部队，然而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决定不再发动大规模攻势。

1952年7月，吴成德身边仅余三员部下。因饥饿难耐，他在山林中不慎误食了有毒的蘑菇，导致陷入昏迷。部下们为拯救他，决定下山寻找药物与食物，却不料遭遇了敌军的搜山队伍，最终导致吴成德被俘。

吴成德本企图借助“炊事员武德”的身份蒙混过关，却不幸在转移途中被另一名俘虏告发。自此，吴成德遭受单独监禁，亲眼目睹了美国所谓的“人权”面目。

鉴于他身为志愿军中被俘职务最高的人员，美国意图通过“策反”他来动摇志愿军的士气，因而采取了极其卑劣的策略。

于釜山集中营中，吴成德的大多数光阴被囚禁于一室幽暗、不见天日的空间。两具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向他发出呼喊：“吴成德，速速招供。”即便他竭力堵耳，噪音依旧无法消弭。因此，他整夜难眠，精神饱受煎熬。

为了窃取志愿军的相关情报，并迫使吴成德迁往台湾，美国人对他屡次施加电刑。然而，吴成德始终坚称自己不过是名炊事员，武德是也，并坚定地表示，他只愿返回祖国大陆。

面对电击的徒劳无功，美国人转而动用高频微波脉冲设备，对吴成德的神经系统施加更进一步的伤害，企图迫使他就范，自愿前往台湾。毕竟，若连一位高级指挥官都动摇了立场，这对于其他被俘的志愿军战士而言，无疑将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然而，吴成德誓死不屈，由于遭受了难以言喻的折磨，他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将背心撕成布条，编织成绳索，准备悬挂于铁条之上，并将头部伸入其中。不幸的是，美军看守闻声及时赶到，将他救下。自此，他身边连制作绳索的物资也一并消失。

历经生死劫难的吴成德终于恢复清醒，他誓言将坚持不懈地与敌人抗争到底，并将敌人所行不义之事揭露于世人面前。

历经不懈的抗争，直至1953年9月，《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交战各国随之展开大规模战俘交换工作。吴成德，因担任最高职务，故而成为最后一批重返祖国的战士。

踏上祖国的土地，吴成德几乎令熟知他的人难以辨认。他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体重从入朝时的130余斤锐减至90余斤，整个人显得虚弱无力。

他竭尽全力，对记者吐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必须控诉，我必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对我本人以及志愿军被俘人员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

这些战俘起初尚享有所得的慰藉与关照，然而在那个时代，“战俘”二字并不带有荣誉。1954年，受“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吴成德遭受了党籍和军籍的剥夺，并被分配至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担任副场长之职。

吴成德面对这样的待遇，内心无疑是苦涩的，然而，他依旧秉持着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农场的建设。他的人格魅力深入人心，即便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有人提议对他进行批斗，但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愿意参与的人寥寥无几。

1955年1月20日，吴成德有幸抵达北京，此行旨在将他的爱人龚村及其四岁的女儿吴青青接到大洼农场，共同开始新的生活篇章。

彼时的龚村，身为北京部队中的一名排级干部，且组织正为她寻觅接收单位，她已然可以被视为“半个北京人”。然而，一经与丈夫相见，她便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前程，随吴成德一同离去。龚村被分配至大洼农场工会担任劳保委员，自此，一家人的生活便在此地度过了二十余载。这份深情厚谊，同样令人动容。

1975年，吴成德于大洼农场结束了他的退休生涯，紧接着，龚村亦步其后尘，一同踏上了归途。自此，全家人得以重返山西的故土，开始新的生活篇章。

1980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借此为志愿军战俘们昭雪平反。至1982年，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吴成德同志的身份终于得到恢复，并开始享受军级干部应有的待遇。

年届七旬的吴成德，仍旧心系国家，不懈贡献。在这之后的十多个年头里，他足迹遍布各地，受聘于三十多所大、中、小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与政治协理员。据统计，他每年向青少年进行报告的次数，平均超过了百场。他以实际行动，为祖国未来一代的爱国教育树立了深刻的典范。正因如此，他在1992年荣获了国家关工委的表彰和奖励。

1996年3月6日，吴成德与世长辞，享年84载。在其家人整理遗物之际，意外发现了他珍藏的捐赠凭证与感谢信件。令人惊讶的是，吴成德生前默默地为革命老区及灾区累计捐款超过四万元。

一位备受误解与委屈的英豪，在暮年之际依旧选择默默奉献，回报祖国，回馈社会，其高尚情操实乃令人感慨万千！

革命精神的真谛，吴成德老英雄以其生前的英勇事迹为我们提供了最生动的诠释。在他离世之际，追悼会上那幅深情挽联，无疑是给予这位老英雄最恰如其分的赞誉。

“铁血丹心，昭日鉴！致敬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