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新版《师哲回忆录：历史巨人身影》师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自1991年首版问世以来，《师哲回忆录》始终备受瞩目，已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是中苏关系史领域的权威经典之作。

最新《师哲回忆录》作者修订。李海文再整理，又增补了。师哲在延安保卫处的职业生涯，以及毛泽东与江青的婚礼等细节，共同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师哲（1905—1998），出生于陕西韩城，1924年投身革命事业，次年即被派往苏联深造。1926年，他在苏联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堪称当之无愧的“老革命”。在苏联度过的十五载岁月里，他不仅专注于学业，还曾在苏联内务委员会供职，并积极参与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工作；归国后，他在党中央机关服务了十七年，主要致力于积极参与并辅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与苏联的外交交往事宜。因其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他的回忆录蕴含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堪称一手资料的珍品。

本篇文章旨在探讨苏联与我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关联。择要和思考。

一、处理与“远方”关系

毛注重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中共身处其阴影之下，不容忽视。1940年，周恩来亲自带回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师哲亦随周一同返回延安。他言道：

“至1940年岁末，我方与莫斯科构筑了一条稳固的空中通讯线路，然而，这项特权仅限于毛主席独享。”（《师哲回忆录》第138页，以下引用内容出自该页）

师哲在延安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报来往，只有任弼时和师哲二人负责处理，其他领导人均不能过问。师哲说：

“所有往来电讯均由毛主席亲自审阅处理，且悉数保存在其处。至于这些信息的传达与传阅，亦悉由他一人决断。据我所知，此类文件从未正式对外传达，仅在涉及重大议题时，毛主席会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进行口头阐述。换言之，他仅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于这两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否则便作罢。”（P139）

1946年岁末，蒋介石蓄势待发，意图对延安发起进攻。在此之际，毛泽东急令师哲，将珍藏在他手中的与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之间的往来信函妥善保管。电报稿全焚毁师哲曾提议保留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随身携带，然而，毛泽东却坚决予以拒绝。

“这不可行！一旦你受伤或是遭遇不测，那可怎么办？赶紧把所有文件整理好！”（P138)

当师哲着手销毁这些文件之际，毛泽东亦步亦趋地至其办公室门前，一边目送他焚毁文件，一边与女儿李讷嬉戏。师哲随后阐释了毛泽东此举的深意：“实则是在进行监督，直至他亲自用小木棍翻动烧尽的纸屑，确认文件已化作灰烬，方才转身离去。”（P138—139)

晚年的师哲回顾此事，不禁遗憾于众多重要的历史文件未能得以保存，“然而，他亦由衷地敬佩主席处理事务时的严谨、细致、周密，以及那事事谨慎、力求无懈可击的态度。”（P139）这非毛性格。毛泽东对“远方”文件的谨慎处理，显露了他对与共产国际及苏共关系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与“远方”的电讯往还，师哲有幸成为其中极少数的经办者之一，因此他的回忆显得尤为宝贵。据他所述，毛泽东频繁地向莫斯科发送电报，其中不乏长达数千字，甚至上万字的篇幅，此类长篇电报往往需要分多次才能发送完毕。在电报发出之前，均需经过细致的审阅与准备。任弼时、师哲同审来电均由师哲负责翻译，并转交给任弼时，再由他递交给毛泽东。师哲表示，毛泽东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均涉及我党、我军以及根据地的进展情况，还有各项群众工作，“这实际上就是向共产国际提交工作汇报。”（P139)

师哲对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致莫斯科的长篇电报印象深刻。他犹记得电文结语中，有这样一番话语：

在回顾与汲取那段充满血与火的沉重历史教训之际，我们不得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氏而上当受骗，不幸丧命；再者，损失惨重，教训深刻，经验却颇为宝贵。此事件对全党进行了警示，未来我们将更加警醒，洞察力也将更为敏锐。”（P140)

师哲强调，此电报向共产国际昭示了中共坚守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坚决避免在统一战线内丧失警觉，绝不容许无条件地遵从国民党。

但当时还有一苏军情报组驻守于延安，他们亦拥有一座无线电发射台。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他心中充满了抵触之情，竟将自身的疾病描绘成一场阴谋的牺牲品，并就此向苏联医生汇报，进而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控诉。季米特洛夫【转换失败】：拍来电报，通过情报组转给毛泽东，表示了对王明的关心，提醒中共注意团结，不要搞派系斗争。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除了发电给莫斯科反复阐述整风的必要性和有关方针政策外，还和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苏联医生阿洛夫驻延安以及孙平，苏军情报组长，塔斯社记者。争取“远方”理解与支持。

1943年五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自此，中共头上那顶有组织的“压力重担”得以卸下。太上皇消逝了，而苏共依然屹立不倒。在共产国际的时期，斯大林与苏共中央通常避免直接与中共建立联系，以规避与“中华民国政府”可能引发的外交纠葛。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每一项指示与建议，无不源自斯大林的智慧与决策。国际解散后，中共直接对苏共。

1945年，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代表们的支持，竭力说服大家采取一致行动。王明、博古昔日曾犯过失，历经整风之批判，且与苏联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个人，如今被纳入中央委员会。此举既是对全党团结的昭告，亦是对苏共和斯大林的示好。由于李立三在苏联长期生活，且曾因涉嫌“日本特务”而被捕，毛泽东遂通过专电向苏共询问，是否可将李立三的名字纳入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之中，以此表达其诚意。苏共回应称，李立三并无重大问题。在苏方的表态之后，中共便将李立三的名字列入了候选人名单。李立三被提名为候选人，然而因故未能出席大会，最终当选为中央委员。

苏共记者孙平提议邀请一位负责人为他详细介绍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及其各个阶段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深觉这正是一个与苏联加强沟通的绝佳时机，因而亲自和孙平谈话自1944年夏日伊始至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几乎每两周便会与孙平同志进行一次深入的长谈，甚至有时一周内便有两次会晤，每次交流均需耗时三四个小时，其频率与深度“宛如讲授党课一般”。师哲同志曾提及，毛主席此举旨在让他成为我们的朋友，推广我们的观点。”。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请孙平列席会议，要师哲做翻译。会议进行期间，毛还让师哲报告孙平的反应。七大结束后，毛泽东又与孙平进行了专门的交谈，实际上是列出孙平向莫斯科汇报的提纲。师哲记得要点有三条：

（1）本次大会凝聚了团结的力量，全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2）大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均正确无误，赢得了全党的广泛支持；（3）与会代表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第一把手，刘少奇同志担任第二把手。

师哲曾言：“每当从毛主席的会面中返回，孙平总会与我分享他的所思所感，我们之间的交流颇为融洽。他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敬意。”（P152—153)

七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其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次大会上得到了正式的确立。确保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同志能够及时、全面地把握这次大会的实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才亲自为孙平同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946年3月，从事国共调停美国将军马歇尔抵达延安之际，中共为他精心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招待晚宴。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再度展现了他独到的政治谋略。

招待会次日晨，毛泽东召见。阿洛夫

“前日举办了一场款待活动，邀请了马歇尔出席。想必你已经有所耳闻。现场气氛颇为热烈。不过，马歇尔虽得以在礼堂中受到款待，却无法如你今日般在我寝室中与我畅谈。即便我的居所未曾为你举行特别的欢迎仪式，这却体现了我们对待不同客人的本质区别。”“我想你已领会了我的言外之意，无需进一步阐述。”（P233—234)

师哲是这场会面的翻译，他从阿洛夫的表情上看，判断他听懂了毛的意思，但又没有恰当的语言回答。他毕竟是个医生，政治外交不是本行。阿洛夫沉思片刻告辞而去。师哲判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将此不寻常的会面和交流的内容转达至莫斯科。”

毛泽东用东方式的智慧维系中共与苏美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依旧独树一帜，作为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中唯一未曾踏足苏联之人。然而，毛泽东堪称最擅长与苏联交往，并最大程度发挥“远方”对中国革命正面影响、最小化其负面效应的杰出领导者。

195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有关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详尽报道。

二、苏联的身影，深长久远

师哲历经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残酷的大清洗以及延安40年代的整风审干，他却始终安然无恙，全身而退，这无疑是许多人心中的幸运。他的幸运之处在于，在苏联大清洗时期，师哲担任了西伯利亚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当时被派往苏联的中共党员均享有苏共党员的身份，得以在苏共内部履职）。到了延安整风之时，师哲又相继服务于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换句话说，在这两场中苏党内的清洗和整肃运动中，师哲身为执行机构的成员，肩负着整顿与规范他人行为的重任。不难推断，师哲在延安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显赫的职位，这与他曾在苏联的丰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师哲亲历并描绘了苏联大清洗时期的惊悚场景。他如此阐述其本质：“无论何人，只要遭受指控，或是匿名举报，甚至是仅仅流露出怀疑，无论其资历如何深厚，地位如何显赫，都可能瞬间沦为被捕、拘押、审讯、定罪的牺牲品，甚至面临枪决的命运。”（P56)

师哲的数位内务部直属上级，对此举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与忧虑，他们根本找不到抵抗的勇气。每当下属就肃反工作的进展向他们请示汇报时，他们往往会轻描淡写地回应：“随意吧！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只是务必小心，不要让自己陷入麻烦。”（P57)

师哲曾言：“自1935年至1938年间，大约有七百万民众遭受清洗之苦，其中党员人数达到一百二十万，而惨遭处决的党员则约有六十万。”（P58)

大清洗是斯大林污点。

1943年1月，师哲荣任陕甘宁保安处第一局的局长一职。某日，师哲的上级领导康生指令哲师根据名单拘捕并审讯相关人员。哲师询问：“他们是否有相关证据？”康生回应：“有了证据还让你们审问做什么？”在连续工作不眠不休的一整夜后，哲师等人共拘捕了二百六十余人。（P180)

整风运动逐渐演变为审查干部，进而演化为“抢救”行动，步步紧逼，使得人人自危。

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至1939年已显疲态。同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坦陈：“必须承认，在清洗过程中，我们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数量甚至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P58—59)

1943年九月底，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然步入尾声，师哲曾言：“双方在‘抢救’与‘被抢救’的漩涡中已达极点，对立情绪愈发激化，已无法再持续下去。”（P183)

在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亲临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一处曾集中审查“被抢救”中层干部的场所，向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们深鞠一躬，表达诚挚的歉意，并坦承“抢救运动”存在错误。向各位道歉。。”（P192)

固然，延安的抢救运动并非由苏共主导，促使中共实施，然而，这两个政治运动的相继上演，其间亦非毫无关联。在抢救运动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不杀不抓。该方针借鉴了苏共大清洗的经验。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包含主动成分，有的是指示，有的是建议，有的是实际支援，那么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后，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就是负面的了。

1957年，师哲告别中央机关，赴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一职。虽未能目睹中苏关系恶化之隐秘细节，然而，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某些微妙的风吹草动。

1952年，师哲任中央编译局局长。，老资格的陈昌浩担任他的副手。师哲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培育俄语人才。理论上，人才的培养自然是越多越好。师哲所主持的俄语培训学校，学员人数已逾四五千名，而留苏预备班的学生也达到了两千之众。然而，师哲却遭遇了意外的阻碍。

1954年某日，毛泽东向师哲提问：“你如此培育众多人才，难道不担心人才过剩的问题吗？”

师哲阐述道：“每次国务院召开会议，总理都会邀请我作为列席人员。由于需要俄文干部，总理便提及我的存在，并要求相关部门向我寻求协助。这怎么算得上是过剩呢？”

师哲回忆起那段往事，说道：“毛主席见我依旧不得要领，便断然说道：‘今日就此打住。’”（P453)

究竟该从何入手寻找这个“诀窍”呢？师哲表示，他在1956年八大期间，曾负责协助毛泽东。米高扬经过那次对话的翻译，我对中苏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入。师哲有志于大力培养俄语人才，而毛泽东则先行一步预见到了“人才过剩”的潜在问题。

不难想象，那群对俄语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其命运将如何深受中苏关系变迁之影响。

1954年，高岗事件震惊了时局。事后，毛泽东在与师哲的交谈中言辞沉重，直言斯大林对高岗的过度捧场，导致了他的悲剧。（P453）此言颇为牵强，然其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与苏联之间那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纠葛。

几年以后整彭德怀师哲，1950年代初期斯大林与彭德怀短暂单独谈话的事情，也成为彭“里通外国”的罪状之一。彭德怀于1962年6月向中央写报告说明与外国交往的经历，提到那次与斯大林的交谈是师哲做翻译。1970年8月19日，身处秦城监狱的师哲，特地为此撰写了一份“证明材料”。（P368)

苏联影踪，历久弥新。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的秘密文件已对外公布，其内容亦传至我国，此举引发了中共方面的深切忧虑。而同年发生的波兰事变与匈牙利事变，亦不可避免地对中共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师哲陪同刘少奇访苏波匈事件协商方之一。

在师哲的回忆录中，无论是述及的抑或是未曾涉及的，苏共内部在此期间与此后不久亦经历了若干事件：

——自1953年斯大林离世以来，苏共中央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对相关人员实施了逮捕与处决。贝利亚；（P383）

——1957年6月，马林、莫洛托夫有人试图推翻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然而在中央全会的投票中，他们的企图遭到了挫败。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苏联国防部长，二战英雄朱可夫未能在莫斯科将其免职。数月之前，朱可夫曾协助赫鲁晓夫化解了一场政治上的困境；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人趁赫鲁晓夫在异地休假期间，召开紧急会议，剥夺了他党中央总书记以及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看似与中国无涉，然而其产生的冲击波却难以避免。这些影响成为了毛泽东陆续制定一系列关键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

苏联，影子难消。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如何将其转化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确方向，这依然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