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1966年50岁，男，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识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岁月渐长，身体难免多些小恙，言谈间或许略显啰嗦，还请见谅。若不介意，不妨听我细说。我的这一生，究竟从何说起呢？若提及“文革”那十年的风风雨雨，便不得不追溯那十年的前后，共计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起承转合，彼此之间息息相关。

年届四十，便被划为“右派”，五十岁那年，被迫返回故里。六十岁，终于得以重返城市，安享退休生活。而今，我已迈入七十岁的大门。

自十四岁那年离家追寻知识的脚步，我便踏上了求学之路。二十岁那年，我踏入社会，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从解放前的岁月，直至解放后的新时代，我始终专注于铁路设计工作。在五六年那一年，我被认定为高级知识分子，荣获副教授职称，政府更是颁发了荣誉证书。我不仅掌握了多门专业知识，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涵盖了施工和管理等多个领域。凭借那时的年轻活力，我成为了设计院的技术中坚力量。这并非自吹自擂，诸多铁路干线的规划设计施工，均有我的一份贡献。那时，我的热情与干劲无比旺盛，常常因激动而彻夜难眠。

那一切始于五七年那场大鸣大放的浪潮之中，我正值四十岁之年。一位党支书对我说道：“哎哟，您可是我们单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呢。若非您率先发声，恐怕咱们院里的活动很难掀起热潮。”想来也是，且放下吧，若是贴出那张大字报，恐怕便会惹出麻烦。那时，我对党组织并无不满，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内心深处也明白不宜随意发表言论。然而，对于院中的一些工农干部，我却颇感不快。毕竟，我在这个单位服务的时间最长，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对众多同事的背景都了如指掌。他们显然并不适合从事我们的工作，却调入单位，专司政工和人事，手握职权，专管人事。曾有一位人事干部为我开具证明信，却错别字连篇。我将这些情况记录在大字报上。这下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大鸣大放的风潮骤然转向“反右”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对我个人的批判。他们指责我“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并声称我散布了反党言论。他们还指出，我曾称赞“章罗联盟”胆识过人，并对所谓的“大右派”表示了赞誉。我岂敢如此放肆，不过曾在私下与一位同事低声议论，“他们竟敢公然反党，胆识真是非凡。”不料此事被同事举报，话意竟遭扭曲。仅因这一点小事，竟将我定性为“右派”。

总计五百名知识分子中，竟有八十八人被划为“右派”，占比高达百分之十七。当然，——全部案件平反，皆属误判。我当时的困惑难以言表。心中不禁纳闷，毛主席曾指出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到三，为何在我们这五百人中，竟有八十八位被划为“右派”？幸好我的处罚并不算最为严厉。不过是经过批判和交代之后，从主任工程师的职位降为普通工程师，工资也从一百四十五块八角削减至一百二十七块，这在当时的“老右”群体中，已算是较为优待的了。然而，戴着这顶帽子始终让人感到压力。我并未多言，心想只要努力工作两年，这顶帽子自然会摘掉，又怎能越戴越重，反而应该是越来越轻呢？对吧！

事情不像你所想，越来越严重。初涉工程领域时，竟意外被委以队长之重任。不久，职责又调整为专司设计，对此，我并无异议，只要能让我专注于本职工作即可。然而，到了1959年，上级再次发布指令，声称——凡属“右派”身份者，均不得从事技术岗位，须从事体力劳动。下地进行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土。在工地上，我拼尽全力劳作，内心深处却深知，无论汗水浸透肌肤至皮层脱落，亦无法摆脱那顶“右派”的沉重帽子。日间挥汗如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夜间，我又被召唤前去参与夜以继日的工程设计工作，纵使疲惫不堪，亦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张家口那一带，那段一千多公里的铁路设计方案，正是我连续熬夜两个月辛勤工作的结晶。尽管那时的情况并不算最糟糕，但熬夜加班虽然辛苦，至少还能接触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让我来干吧。”在化粪池中，发酵后的粪便形成一层厚厚的浆液浮在表面，下面则是液体。一勺下去，粪水四溅，满身都是。我动用了智慧，对粪勺进行了改良，还用铁板制作了一个流槽，安装在粪车上。这样一来，工作效率提升了整整一倍。农场里的同事们都很喜欢我，年轻的职工们甚至尊称我为“师傅”。就在这时，我们得知上级下达了指示，将为“右派”们摘除帽子，我院分得了三个半的指标。我对此感到困惑，不知这半个指标是如何计算的，据说是因为比例不足，未能达到四个，故而称为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名单上名列其中。那时我兴奋无比，工作起来也更加卖力。然而，等待了许久却未见动静。后来才得知，由于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件的发生，摘帽计划被暂停，阶级斗争的风潮再次兴起。农场上贴出醒目的大字报，指责年轻一代立场摇摆不定，界限模糊，与所谓的“右派”结为同盟。自那以后，便鲜有人再与我交谈。我真有点失望，原本以为，只要好好表现，便能摘掉这顶压力的帽子。本以为这顶帽子会随着日子的推移而逐渐减轻，然而现实却是，它似乎愈发沉重。

次年，科研单位推行“走出院落，深入一线”的举措，设计室的门一关，大家纷纷涌向施工现场，场面显得异常紧张。我们这批“老右”也不例外，随众前往。许多别人无法胜任的任务，往往落到了我的头上。比如，有一次地质剖面图，临近收工时，上面仅剩三条线。鉴于政策规定，不允许右派人员触碰图板，他们便在深夜秘密将我叫去。我连续奋战了四十多个夜晚，最终完成了长达二百多米的横断面图。这幅图展示出来后，家人都赞不绝口，上面以2.5毫米的字体书写了一行仿宋字，精细至极。此后，这幅图在整个院中声名鹊起。除了工作，我还协助食堂忙碌，负责洗碗、洗菜、扫地、清理煤灰。每天清晨，工人们还未起床，我们就将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杂活，我们都主动承担下来。大师傅笑着说：“你们来了，倒是帮我们减轻了负担。”当时，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们正考虑为我摘掉帽子的事。他脸上的神情并不像是开玩笑。然而，就在我满怀期待之际，“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唉，形势如此严峻，摘帽的事看来希望渺茫。

从施工现场至设计院，院中已陷入“文革”的狂热漩涡。成立起文革委员会，之下聚集着一群叫嚣不止的打手，他们自诩为“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均为年轻力壮的青年。在我们那片住宅区，居住着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或被抄家、或遭受专政、或被诬为牛鬼蛇神而送进牛棚，其中就有十几人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无论是投河、跳楼还是割喉，手段各异。起初，我并未被卷入其中。一方面，我一直保持着低调，努力改造，避免引起他们的注意；另一方面，鉴于“两厂一校”的毛主席批示经验，我被归类为留职留薪的“右派”，需在原地接受改造，因此得到了区别对待，并未被遣返回乡。我以为只要我默默工作，便能安度时日。

在那个九月的二日，我与另一位站场工程师在伙房内共同掌管着一座大灶。灶台上有五个灶眼，天气酷热，我们赤裸着上身，正全神贯注地忙碌着。不料，突然间，几名“捍卫队”成员闯入，他们高声下令：“收拾好东西，随我们一起走！”我心头一紧，料想事态不妙，不敢出声，只得默默跟随他们离去。

“你连请罪都不会！”我赶紧再鞠两个躬。然而，这样仍然不够。后来我才明白，请罪需鞠偶数个躬。三鞠或五鞠都是不恰当的。我们这些“老右”向来不被允许参加批斗会，对这些规矩一无所知，又怎能弄懂其中的门道呢？结果，我被关进了“牛棚”。

那日午后，我被押至批斗现场，颈间挂着一枚标牌，上面赫然书写着“老牌右派”字样。与我一同受审的还有三位“反革命分子”，实则这场批斗主要针对他们，而我只是陪衬。心中暗自思忖，我恐怕只是这场闹剧中的配角罢了。然而，大会即将落幕时，突然宣布决定将我全家遣送回原籍。我顿时愣住，心想这一幕终于到来，怎料来得如此迅速。

翌日，一位领导找到我要求交代：“你家是否藏有贵重物品？明日将进行搜查。”我回应道：“并无何等珍品。”他继续说：“包括高档面料、高档服饰、精致餐具、金银饰品以及储蓄款项等，都将被查抄。”我好奇地问：“还有其他需要检查的吗？”他明确表示：“仅限于上述几类。”这位领导如今仍在我们单位担任保卫科长的职务。然而，到了次日搜查时，情况却并非如他所述。一辆卡车驶至，随意将物品装载其上，甚至包括破烂杂物。当晚，我父亲因惊吓过度，竟选择了上吊自尽。

两天后通知了我。我感慨道：“怎么会突然离世？”他们回应道：“是因逃避罪责而选择结束生命。”听闻此言，我心中不禁有些不悦，便反问：“究竟避的是什么罪？”结果他们指责我冒犯了他们，指责我：“是与人民断绝关系。”无言以对，我向他们请了假，需将我父亲送往火葬场。他们回应道：“你不老实，敢乱说乱动！”斗了我一顿。历经一番争斗，他们最终还是禁止我前往父亲身边，为他送行。在火化遗体之际，我的大儿子曾短暂外出。骨灰袋未能带回。当时因死者众多，火葬场工作量巨大，每人只花费三块钱购买一个简易盒子，将盒子放在遗体旁，用粉笔写下名字，若三天内无人领取，便无人问津，也不提供收据。众多遗体一同燃烧，骨灰归属难以确定，仅随意收集一些后便处理完毕。唉，也只能如此了。只要确定是父亲的骨灰，带回故乡埋在母亲的墓旁，心中便觉得安稳。然而，我们全家都被遣送，无人领取。七八年后，为落实政策返回，次日便急匆匆赶往火葬场。接待我的几位小女孩听后都显得十分激动，帮我仔细翻找，最终成功找到了父亲的骨灰。人死哪有底子。

九月八日，他们设法弄来了一辆卡车，十数名佩戴红箍的人员将我押送回家。那所谓的家，四壁皆空，我的父亲便是于此自缢而终。这情景使得我的妻子与孩子们终日以泪洗面，他们见到我更是痛哭不止。我那时的心情，难以言表。不久后，大卡车再次出现，三名健壮的男子将我们全家人一同押送，返回了湖南的老家。那里距离毛主席的故乡仅十几里之遥。

后来我才明白，在我烧火做饭之际，他们已经利用我家的全家福照片，在我故乡展开遣返事宜。与生产队取得联系后，当地居民见到照片大多表示不认识，但一些年长的居民称，那位老人（我的父亲）似乎还有印象。于是，我被匆忙带到这里。然而，我自十四岁离家后，鲜有人识得我，家中早已物是人非。村里人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欢迎。土地稀少，人口众多，全都是水田。全村共有132亩水田，132名村民。每人分得一份土地，每人一亩。我们一家七口到来，一年就要消耗数千斤粮食，这从何而来呢？

中央的政策明确规定了遣送事宜。那些押送我们的人便前往县委，一番喧哗与骚动后，最终强行执行。然而，生产队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抵达后无房可住，亦无粮食可食。毕竟已是九月，未参与劳动何以分得粮食？我们设计院作为大型单位，承诺出资，搭建三间茅草屋，以土坯和茅草为顶。每间屋需支付二百元，额外每人每月提供六元生活费，共计七个月，即六十二元，再乘以七人，总计四百三十八元。此外，我们还从县里争取到了两方木料用于盖房。这待遇应当算得上优厚，但生活费并未直接发放给我们，而是交给了生产队，生产队因此能从中获利，这才同意接收。然而，最终我的房子并未按承诺建造，而是用猪圈草草改建而成，那些好木头也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走定当他用。

刚踏入家门不足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与大队的民兵营长便率领两位全副武装的民兵迅速抵达。他们要求我家七口放下手中物品，整齐排列，开始进行训话。初开口便道：“你乃地主出身。”哎哟，我心头一震，暗自思忖：“我本是‘右派’，怎的又沦为了‘地主分子’？”。以后才知道，在农村，无人能被称为“右派”，他们心中并无怨恨。在我看来，地主无疑是恶行的代表，因此我被贴上了“地主分子”的标签。我亦不敢多加询问。既如此，便权当是再续十年的地主生涯。

身为地主阶层，我自身尚能幸免，然而我的子女却被迫承受“地富子女”的标签。他们被剥夺了加入民兵、参与集会的权利，甚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被无情剥夺。直至“文革”落幕，他们始终未能步入学校的大门。

部长提醒，记得了。首要之规，严禁胡言乱语与随意妄动；其次，务必保持心情舒畅，切勿心生委屈；再者，若有贵宾到访，须先行登记信息，随后再做汇报。哎呀，竟然让我去主持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会议。虽然开会本身并不复杂，毕竟每月只举行一次。每次开会，先是由治保主任坐到主席台上，他轻声说道：“来吧，大家都说说，有什么事情吗？”他的消息真是灵通得惊人。他会对四类分子询问：“你昨天做了什么？那天又是怎样？”一番严厉的训斥。幸运的是，我基本上没受过责骂。我的改造态度始终是最佳的。这不是吹嘘，后来甚至还让我担任了四类分子组长，负责念报纸。在农村，没人会读报纸，我自然不在话下，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我又怎能不会读报呢？他们还让我带着“请罪”的态度去做。至于请罪，我可是颇有心得，鞠躬时必须是双数，这您知道吧。

“右派”在农村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那里的物质条件，在大城市是难以想象的。每人分得一块地，一亩地当年产量不过八百斤，还是早稻和晚稻的总和。在这其中，必须扣除公粮、种子粮、饲料粮，以及超产粮，所剩无几。公社规定的二百斤基本口粮，这只是毛粮，实际上只能收获七成，剩下的便只能依靠工分来换取。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能获得五百个工分。工分不足，连贫下中农都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幸好我身为“老右”曾受过锻炼，身体力行，一年能完成六百个工分，不过这样一来，家里的老小也要分担不少压力。

金钱的来源，对于我来说更是捉襟见肘，毫无着落。每年工分的结算最多也不过一百多元，而家中的孩子众多，必须用钱购买粮食，一扣除便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背负债务。四类分子是不能拖欠的，然而，即便不能拖欠，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欠下了债。在农村，首先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关系一旦搞好了，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我略懂医术，略通针灸、艾灸、拔火罐等技艺。即便成分有些不佳，也不会因此引发麻烦。耳针可以随意施针，但心脏穴位的针灸则不宜随意进行，我都会仔细甄别。对于一般的头痛、伤风、扭伤等病痛，我有信心治疗，并且效果显著。治疗时从不收取报酬，这样一来，与患者的良好关系自然也就维系住了。

再者，我一踏入乡村便察觉到，农民若想积累财富，养猪是条出路。然而，一旦猪瘟降临，便即刻陷入困境。我寻访了一位兽医，向他拜师学艺，他只教我使用青霉素，只需在猪耳朵后约二指宽处注射一针，病痛便迅速缓解。当时，公社仅有一位兽医，负责的范围广阔，一个人难以遍及，哪家猪生病，便唤我去救治。我托付城中的友人购买药品，寄送过来。人用的青霉素同样适用，而且价格低廉，八十万单位的只需一角或八分钱，一次购买十几支。不论深夜还是清晨，只要有人呼唤，我便立刻前往，这样一来，与人交往便显得更为顺畅。随后，大队支书和治保主任对我都露出了笑脸。经过我多次申明，我的身份是“右派”，而非“地主”。到了1975年，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我不再被认定为地主。这相当于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农村人对“右派”与“地主”之类的概念并不了解，往往糊里糊涂，对待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我的技术在此情境下毫无施展余地。尽管你拥有独特的优势，但现实却遵循着严格的阶级路线。记得有一次，我们负责修复大堤，任务是在打好土之后压平。那巨大的滚子，我们这边拉，他那边拉，却始终无法动弹。我提议说，不如我来喊号子试试。毕竟，我曾参与过铁路建设，对现场作业中的桥梁和墩子施工颇有经验。我一声令下：“拉——起——来——呀”，大家齐心协力，那滚子便应声而起，效果相当不错。此刻，一位队长，身为党员，忽地想起一事，不禁心生犹豫，暗自思忖，万万不可听从他的指挥。我们这些贫苦农民，岂能任由阶级敌人操控？不行就算了。

人人都有野心，想着要有所作为，是吧。回想起七三年，我们公社的书记立志修建水库，他看中了华国锋，这位昔日的湖南地委书记，曾修建过一条闻名遐迩的灌溉渠，因此被毛主席调至中央。于是，他召集了一众人力，在山脚下开凿，打算筑坝蓄水，打造水库。然而，我观察一番后却发现，这里并无充足的水源。他解释道，雨水会从山上流下来。我指出，这便是所谓的“汇水面积”，面积狭小不足以蓄水。再者，若是久旱无雨，岂不是无水可用？他回答说，还有泉水不断涌出。我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便提醒他，这里的水位与山体的水压存在某种关联，引水量与水压成正比，若压力过大，水便难以被引上来。尽管如此，他仍旧固执己见，决心修建水库。不敢讲，再讲就破坏了。为了这座看似无用的水库，耗费了多少人力，历经了多少岁月，早已难以确切追忆。何须讨论是否需要你，根本不容你开口。越是能力出众，似乎就越成为他们事情的绊脚石。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推行政策，竟需自行奔波以求落实。记得那七八年的初十一号文件颁布，我在家中翘首以盼，度过了三个月的漫长等待，却始终未见动静。我深知，必须先将这沉重的负担卸下，毕竟，这顶帽子已压得我二十余年，几乎让我失去了自我。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等待。我径直前往大队，大队队长对此表示支持，为我开具了必要的证明。没有这份证明，我无法擅自行动，我仍旧需要遵循规矩。带着大队开具的证明，我又赶往公社，却遭遇了拒绝，他们担心承担责任。我解释说，我并未要求你们撰写任何内容，大队已经开具了证明，只需在证明上加盖公章即可。幸亏秘书态度还算友好，他迅速敲下了公章，我这才得以返回。

“你的政策落实事宜，在我院位列首位，请稍候，嗯，你暂居于招待所吧。反正闲暇之余，我便频繁往返，向市委组织部、统战部等催促院方为我落实政策。我心想，若无明确答复，便无法安心返回，于是便一直奔波至八月底，才终于有了结果。没想到，他们先戏称我为“复职退休”。你无疑是个能干的人，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我必须坦诚相告，若非你选择退休，这一难题实难解决。在那个年代，大城市户口的获取颇为不易，除非是退休人员，否则，我们全家七口人将不得不永远滞留在农村。重返岗位却无所事事有何意义？我本想投身工作。然而，我无法如此。毕竟，全家都需要团聚。

组织已做结论。某某某同志在反右运动期间发表的言论，主要针对特定事件而发。尽管“章罗联盟胆子大”这一表述存在失误，但鉴于情节轻微，并未深究，不足以被定性为右派。档案的结论待我审阅并签署确认。查阅过后，我不禁感叹，文件内容杂乱无章，关键证据尽皆无法在桌面上一览无遗。其中不乏捕风捉影之词，更有甚者，竟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例如，那位时任我部实习生的支部书记，因我未能予以重用，竟诬指我“暗中联络了三十余位来自不同科室的同事，意图集体反党”。“你瞧这结论是否合理，若认可便签字画押，此事便告一段落。”我不得不签字，否则帽子便无法摘下。即便摘去了帽子，亦无法完成任何事务。为了这一帽子的摘除，我付出了整整三十年的艰辛。我提笔写下：“赞同结论部分”。他不禁笑了，调侃道：“看来你们知识分子果然心思细腻啊。”

他们未将“反右”运动中的那些虚假指控彻底剔除，反而指责你尚存过失，这不过是在给你留下些许余波，或是所谓的尾巴、辫子，似乎是在防备你一旦得意忘形。你若得意，他们便无法再自鸣得意了。对不对呀！

“这笔借款无需再借，你的钱我们已经归还给你了！”那时，政策已经有所调整，开始补发工资。我每月能领到一百二十七元，“文革”整整十年，累积下来一共是一万五千多元，等到发放时，却只有一万四千多元。原来他们这段时间派人回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的收入情况，并据此进行了扣除。至于那些因被划为右派而被扣除的款项，据说没有相关政策，时至今日仍未得到补偿。一想到这些，不禁觉得身上似乎还残留着右派的痕迹，这事就暂且不提了。

我领了钱，便匆忙返回。哎呀，村里的乡亲们见我每月能赚一百多，竟把我视为显赫人物，纷纷登门拜访。然而，我很快又匆匆离去，因为我并未弄明白，这究竟是否意味着我应返回。这一拖再拖，事情变得愈发冗长。有一段时间，甚至传闻可能会被冻结，我心中焦虑万分，四处奔波，寻求帮助。拖至八O年，市委发文。规定明确指出：“原则上，所有因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人员都应返乡，唯独那些已在当地结婚并育有子女者除外。”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已经成婚并返回了故乡，无法再归来。剩下的五口之家在屋内热闹了许久，最终市委不断来电催促。我们院里的人一味地回应：“马上就办好了，马上就办好了。”然而，直到六月，我们才拿到了户口迁移证，但那时已无房屋可供居住。搬家的事情一等再等，直至十一月才得以成行。我已六十四岁。耳眼腿都不好。自1957年以来，我所能做出的贡献实属有限，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的处境，恰似家乡那句古老的俗语所述：“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事情越是繁重，反而越发使人无法从事工作。“你能胜任吗？”我自信地回答：“过去我负责过铁路施工的预算，这种小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我可是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人呢！”他们听后都笑了，但我不知他们笑的具体原因。

往昔那些担任队长、组长职务的，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如今，他们已投身于总体设计领域。相较于我，他们的思维新颖，但不足之处在于视野不够宽广，未曾亲身参与过施工一线的新路铺设、养护工作，也不熟悉其他工种。然而，每当他们设计出新颖的作品，我心中总是无比欣喜。若能赶超他们现在的成就，那该有多好！尽管我这么说，别人都不太相信。我夜晚常常梦见自己在图纸上进行设计，并在现场挥舞着红旗。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我这个人从不悲观，只要有一线生机，无论做什么，我都会乐在其中。你说对吧？有时我想，若有人能让我从四十岁重新开始，那该有多好。我坚信自己能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你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