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1965年北京重逢时，宋子安拉着宋庆龄的手留下这句承诺。

可1969年，宋庆龄先收到的却是弟弟突发心梗离世的噩耗，数月后又接到香港寄来的遗产通知——宋子安在遗嘱中特意为她留下10万美金，占其60万美金总遗产的六分之一。

作为孙中山先生遗孀、生活简朴的国家重要领导人，宋庆龄本可坦然收下这份手足心意，却在读完信后当即决定放弃，要将这笔钱转留给子安的两个儿子。

这份跨越生死的遗产抉择，既藏着姐弟多年的深厚情谊，也透着不寻常的取舍。

是什么让她在这份承载着弟弟惦念的遗产面前，做出了这样出人意料的决定？

01

1969年10月17日，北京后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秋阳斜斜挂在西天。

院子里的两株白蜡树叶子已黄透，风一吹，十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青砖地上。

保洁员老张拿着竹扫帚，从东厢房门口开始，一路扫到书房窗外，扫帚划过青砖的沙沙声很规律。

书房里，宋庆龄坐在靠窗的红木圈椅上，身上披了件藏青色薄呢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小巧的珍珠胸针。

她面前的书桌上，摊着一本线装《史记》，书页上有她用铅笔圈画的痕迹，重点句旁写着简短批注。

书桌左侧放着一个白瓷茶杯，杯壁上印着淡青色的竹纹，里面的菊花茶剩了小半杯，水面浮着两朵绽开的菊花。

阳光透过糊着毛边纸的窗户，在书桌一角投下菱形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灰尘在浮动。

宋庆龄的手指落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段落上，眼神专注，嘴角抿成一条浅浅的弧线。

院门外传来自行车铃铛声，接着是传达室老张的声音：“林秘书，香港来的国际邮件，挂号信。”

秘书林达快步走出东厢房，接过邮件后，先在登记本上签了字，又核对了邮戳日期。

她拿着邮件走进书房时，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打扰宋庆龄看书。

“先生，香港寄来的挂号信，寄件人是吴其英女士，附了英文文件。”林达把邮件放在书桌右侧。

宋庆龄放下手里的铅笔，指尖在书页上轻轻压了压，合上《史记》，伸手拿起那封邮件。

信封是深蓝色的牛皮纸材质，边角有些磨损，正面用钢笔写着“北京后海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先生亲启”。

右下角贴着一枚香港邮政的邮票，图案是维多利亚港夜景，邮戳清晰印着10月8日香港九龙邮局。

她用指甲顺着信封封口的折痕划开，里面掉出三张米黄色信纸，还有一份对折的A4纸英文打印文件。

信纸是竖排的，吴其英的字迹娟秀工整，每一行都写得很整齐，没有涂改的痕迹。

02

宋庆龄这一年77岁，头发已经全白，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用黑色发网罩着，鬓角贴着头皮。

她的眼角和额头有细密的皱纹，但眼神明亮，说话时声音平稳，带着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很柔和。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她的身份特殊，日常起居由专人照料，但生活始终保持简朴。

她的衣柜里，大多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只有参加重要活动时，才会换上新做的中山装或旗袍。

厨师老王说，先生从来不让做山珍海味，日常饭菜就是两素一荤，逢年过节也只是多添一个汤。

宋子安是宋庆龄最小的弟弟，1907年出生，比宋庆龄小15岁，是宋氏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

宋氏家族的兄弟姐妹依次是：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三妹宋美龄、大哥宋子文、二哥宋子良、三弟宋子安。

宋庆龄与宋子安的感情，在兄弟姐妹中最为深厚，这源于两人相差15岁的“长姐如母”式陪伴。

1912年，宋子安5岁时，全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莫里哀路老宅，宋庆龄当时20岁，正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

每天放学回家，宋庆龄都会先去看宋子安，给他讲课本里的故事，或者带他在院子里喂鸽子。

宋子安小时候体质弱，经常生病，宋庆龄会守在他床边，用凉毛巾敷他的额头，给他读童谣。

1913年夏天，宋庆龄要去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临走前特意给宋子安做了一个布老虎。

布老虎是用红棉布做的，眼睛是黑色的纽扣，尾巴上缝着彩色丝线，宋子安抱着布老虎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宋庆龄摸着他的头说：“子安乖，等姐姐回来，给你带美国的糖果和玩具。”

宋子安哽咽着说：“姐姐，我不要糖果，我要你早点回来。”

那次赴美求学，宋庆龄一去就是四年，期间两人靠书信联系，宋子安的每封信都很短，却写得很认真。

他会在信里说自己的学习成绩，说院子里的鸽子又生了小鸽子，说想念姐姐做的布老虎。

1917年宋庆龄回国，刚到上海码头，就看到宋子安穿着小西装，在人群里使劲挥手。

他跑过去抱住宋庆龄的腿，把脸贴在她的衣服上，说：“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布老虎我一直放在枕头边。”

后来宋庆龄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常年奔波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与家人聚少离多。

但她始终惦记着宋子安，每次到上海，都会抽空去看他，给她带些生活必需品。

宋子安长大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1928年毕业回国，先后在上海、香港的银行任职。

他知道二姐的革命工作危险，从不主动打听政治相关的事，只在书信里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

1931年，宋庆龄在上海遭遇危险，宋子安得知后，立刻从香港赶到上海，给她安排了临时住所。

他对宋庆龄说：“二姐，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会保护你，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宋庆龄点点头，心里很暖，她知道这个最小的弟弟，一直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留在大陆，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宋子安定居香港。

由于当时的局势，两人见面变得十分困难，只能通过香港的亲友或指定律师传递消息。

宋子安每年都会托人给宋庆龄寄些国外的书籍、营养品，还有孩子们的照片。

宋庆龄收到后，会亲笔回信，问问他的生意情况，问问孩子们的学习，叮嘱他注意身体。

1965年秋天，宋子安带着妻子吴其英和两个儿子宋伯熊、宋仲虎，专程来北京探望宋庆龄。

那是时隔多年的重逢，宋庆龄亲自到门口迎接，看到宋子安两鬓的白发，忍不住说：“子安，你也老了。”

宋子安笑着说：“二姐，你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比我强多了。”

那次见面，宋子安一家在故居住了三天，每天早上，宋庆龄都会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散步。

她给孩子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孩子们听得很认真。

宋伯熊当时14岁，手里拿着笔记本，时不时记下几句，宋仲虎12岁，总缠着宋庆龄问东问西。

临走时，宋子安拉着宋庆龄的手说：“二姐，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

宋庆龄点点头，眼里含着泪：“路上小心，照顾好家人。”

她没想到，这竟是姐弟俩最后一次见面。

03

1969年2月25日，香港中环的宋子安办公室，他正在处理一份航运公司的合同文件。

下午3点多，宋子安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发白，手里的钢笔掉在办公桌上，墨水洒了一地。

秘书小陈赶紧跑过来，扶住他的胳膊：“宋先生，您怎么了？”

宋子安说不出话，只是指着胸口，呼吸变得急促，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

小陈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同时联系了宋子安的妻子吴其英。

救护车赶到时，宋子安已经陷入昏迷，医护人员把他抬上担架，一路鸣笛送往香港养和医院。

吴其英赶到医院时，医生正在抢救，手术室的红灯亮了整整两个小时。

晚上7点，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说：“对不起，吴女士，我们尽力了，宋先生是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吴其英双腿一软，差点摔倒，被身边的亲友扶住，她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

宋子安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台湾等地的宋氏亲友那里，大家都很悲痛。

吴其英强忍着悲痛，处理宋子安的后事，她按照宋子安生前的遗嘱，联系了香港的律师事务所。

宋子安的遗嘱是1965年立下的，一式三份，分别存放在律师事务所、家里的保险柜和美国的银行。

遗嘱里明确写明，他的全部遗产，包括香港的两处房产、一家航运公司的30%股份、一家银行的存款，总计约60万美金。

其中10万美金指定留给二姐宋庆龄，剩余部分由妻子吴其英和两个儿子宋伯熊、宋仲虎继承。

吴其英知道宋子安和宋庆龄的感情深厚，特意让律师准备了详细的遗产清单，想尽快通知宋庆龄。

但当时大陆和香港的通信并不方便，加上局势特殊，信件需要经过多重检查，所以一直拖到10月。

1969年10月7日，吴其英亲自写下三张信纸的信，详细说明了宋子安去世的经过和遗产分配情况。

她在信里写道：“二姐，子安突发重病离世，我悲痛万分，他生前一直惦记着你，特意在遗嘱里留了10万美金给你，望你收下，这是他的一片心意。”

她把信和英文打印的遗产清单、遗嘱副本一起，装进蓝色牛皮纸信封，通过香港的挂号信寄往北京。

北京这边，宋庆龄得知宋子安去世的消息，是在1969年3月1日。

那天上午，宋庆龄正在参加一个全国妇联的会议，秘书林达在会议间隙悄悄走到她身边。

“先生，香港来的急电，吴其英女士发来的，宋子安先生去世了。”林达的声音很低。

宋庆龄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在笔记本上洇出一个小点儿，她的眼神瞬间变得空洞。

她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缓缓说：“知道了，会议结束后再说。”

会议继续进行，宋庆龄坐在那里，却再也听不进台上的讲话，脑子里全是宋子安小时候的样子。

她想起小时候带他喂鸽子，想起他抱着布老虎哭，想起1965年他来北京时的笑容。

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坐车回到故居，一进书房就关上门，不让任何人打扰。

林达在门外守着，听到里面传来轻轻的叹息声，偶尔还有压抑的哭声，一直持续到傍晚。

傍晚6点，宋庆龄打开房门，眼睛红肿，声音有些沙哑：“林达，给吴其英回一封唁电。”

她亲自口述唁电内容：“惊闻子安猝然离世，悲痛万分，弟一生忠厚善良，勤俭持家，今骤然离去，令人痛惜，望嫂夫人节哀顺变，悉心照料伯熊、仲虎，勿因悲痛伤了身体，顺祝安康。”

林达记录下来后，立刻送到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发往香港。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宋庆龄时常在书房里翻看宋子安以前寄来的信件和照片。

她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每次打开，都会慢慢翻看，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有一张照片是1965年北京重逢时拍的，宋子安站在她身边，两个孩子站在前面，院子里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子。

宋庆龄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宋子安的脸，嘴里轻声说：“子安，你怎么就走得这么急。”

10月17日这天，当她拆开吴其英寄来的信和遗产清单时，手指微微颤抖。

她先看了吴其英的信，逐字逐句地读，读到“子安生前一直惦记着你”时，眼角泛起泪光。

然后她拿起英文遗产清单，虽然她的英文很好，但还是放慢了速度，仔细看每一项内容。

清单上详细列着房产的地址、面积，公司股份的比例，银行存款的数额，最后注明留给她的10万美金。

宋庆龄把信纸和清单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久。

04

宋庆龄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户，秋风吹进来，带着院子里枯叶的气息。

她看着院子里正在清扫落叶的老张，看着墙角的几株菊花，眼神慢慢变得坚定。

“林达，”她转过身，对着门口喊了一声。

林达很快走进来：“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拿一张宣纸，一支毛笔，一瓶墨汁来，再准备一个砚台。”宋庆龄说。

林达有些疑惑，平时宋庆龄写信多用钢笔，很少用毛笔，但还是立刻照做。

她从书房的柜子里拿出一张四尺宣纸，裁成信纸大小，又拿出一支狼毫毛笔，一瓶北京墨汁，一个青石砚台。

林达把这些东西放在书桌上，又给砚台里倒了适量的墨汁，拿起墨块轻轻研磨。

宋庆龄走到书桌前，等林达研好墨，接过毛笔，在宣纸上轻轻蘸了蘸，刮掉多余的墨汁。

她挺直脊背，手腕微悬，开始书写，笔画工整有力，是标准的楷书。

“吴其英嫂夫人鉴：收到来函及遗产清单，知悉子安已离世，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写第一句时，她的手很稳，没有丝毫颤抖。

“子安遗嘱中留予我的10万美金，我思虑再三，决定全部放弃，转赠给伯熊和仲虎。”

写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然后继续往下写。

“伯熊和仲虎年纪尚幼，正是求学成长之时，未来需要诸多费用，这笔钱应留给他们使用。”

“子安一生辛苦打拼，积攒下这份家业，皆是为了家人，我怎能忍心拿走孩子们需要的钱。”

“我的生活一切安好，有国家照顾，物资充足，无需这笔钱，子安的心意我已领受，感激不尽。”

“望嫂夫人保重身体，悉心教导孩子，让他们成为有用之人，不负子安的期望。”

“顺祝安好，宋庆龄，1969年10月17日。”

写完后，宋庆龄放下毛笔，拿起信纸，仔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错别字，也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林达站在旁边，一直看着她书写，当看到“决定全部放弃”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先生，”林达忍不住开口，“这10万美金不是小数目，您不再考虑一下吗？”

宋庆龄把信纸放在桌上，看着林达：“不用考虑了，我已经决定了。”

“可是，”林达还想劝说，“这笔钱是宋子安先生特意留给您的，是他的心意，您不收，会不会让吴女士为难？”

“不会，”宋庆龄摇摇头，“我在信里已经说清楚了，这是我的心意，也是对子安的告慰。”

“您的生活虽然有保障，但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您的生活，或者资助您想做的公益事业。”林达说。

宋庆龄笑了笑：“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改善，公益事业有国家支持，也不缺这笔钱。”

她拿起桌上的遗产清单，指着上面的内容说：“你看，伯熊18岁，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仲虎16岁，还要读高中。”

“他们以后要出国留学，需要学费、生活费，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吴其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

林达不再说话，她知道宋庆龄的性格，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

“你把这封毛笔信复印一份，原件和复印件都收好，”宋庆龄说，“然后把原件翻译成英文，和遗产清单一起寄给香港的律师事务所。”

“再给吴其英嫂夫人寄一封钢笔信，内容和这封一样，方便她阅读。”

“好的，先生。”林达点点头，拿起宣纸写的信，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文件夹里。

宋庆龄又拿起吴其英的来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放进铁盒子里，和其他信件放在一起。

她走到书架前，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宋词选》，翻到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她轻声读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读着读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书页上，晕开一个小小的湿痕。

当天晚上，林达把毛笔信翻译成英文，又用钢笔写了一封中文信，仔细核对无误后，装进信封。

她在信封上写了香港律师事务所的地址，贴了足够的邮票，又在信封上注明“挂号信，内附重要文件”。

第二天一早，林达亲自把信件送到北京国际邮局，看着工作人员盖好邮戳，才放心离开。

05

宋庆龄放弃10万美金遗产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一贯价值观的体现。

根据《宋庆龄书信集》记载，她一生坚守简朴，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要求。

她的书房里，红木书桌是1949年搬进故居时就有的，桌面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却一直没有更换。

椅子的扶手处，包浆已经发亮，工作人员多次提议换一张新的，都被她拒绝。

“这张椅子坐了几十年，习惯了，没必要换，浪费钱。”她总是这样说。

她的衣服大多是旧的，有些旗袍的领口、袖口已经磨破，她就让裁缝修补一下，继续穿。

有一次，外交部礼宾司准备给她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她明确表示不需要：“我有衣服穿，不用做新的。”

日常饮食上，她更是简单，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片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素一荤。

厨师老王说，先生从来不吃山珍海味，有时候做了红烧肉，她也只吃一两块。

她的工资和国家给予的补贴，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公益事业。

根据《宋庆龄年谱》记载，1950年到1969年间，她先后资助了2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她还经常给儿童福利机构捐款，给灾区捐款，每次都是匿名，不希望别人知道。

有一次，上海的一家儿童福利院遇到资金困难，她得知后，悄悄寄去了5000元人民币。

对于金钱，宋庆龄有着自己明确的看法，她在1962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钱是用来帮助别人、做有用的事的，不是用来囤积的，够自己生活就行。”

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让她在面对10万美金遗产时，没有丝毫犹豫，因为她确实不需要这笔钱。

而从亲情角度来说，宋子安是她最亲近的弟弟，她不能辜负弟弟的心意，更要照顾好他的家人。

根据宋氏家族档案记载，宋子安是所有兄弟姐妹中，与宋庆龄联系最频繁、感情最深厚的一个。

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三妹宋美龄的政治立场不同，后来联系逐渐减少。

与大哥宋子文、二哥宋子良也因为种种原因，来往不多，只有宋子安，始终与她保持着密切联系。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宋子安也没有中断与她的书信往来，始终关心她的安全和健康。

1955年，宋庆龄在上海生病住院，宋子安得知后，立刻从香港寄来一批当时大陆稀缺的药品。

他在信里说：“二姐，这些药是我托朋友从美国买来的，你一定要按时服用，好好养病。”

1960年，大陆遭遇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宋子安又托人给她寄来面粉、食油、白糖等物资。

他在信里说：“二姐，知道你那里物资紧张，这些东西你留着用，不够我再寄。”

这些点点滴滴的关怀，都记在宋庆龄心里，她一直想为宋子安做点什么，却始终没有机会。

现在宋子安去世了，留下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她觉得这是她能为弟弟做的最后一件事。

根据吴其英后来的回忆录《忆子安》记载，当时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既要打理宋子安留下的生意，又要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压力很大。

宋伯熊当时正在香港的一所私立高中读书，学费昂贵，宋仲虎在初中读书，也需要不少开支。

吴其英说，那时候她经常失眠，担心自己撑不起这个家，对不起宋子安。

宋庆龄的决定，无疑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安慰，让她能够安心抚养孩子。

另外，宋庆龄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也考虑到了社会影响。

1969年的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外汇管制严格，普通民众对美金的概念很模糊，只知道是很值钱的外币。

如果她接收了这10万美金，虽然是合法的遗产，但难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议论。

根据当时的外交档案（档案编号：1969-外档-0876）记载，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宋先生的这个决定非常好，既体现了姐弟情深，又顾全了大局，让人敬佩。”

周恩来总理还特意嘱咐相关部门，要妥善处理好这封信件的传递，不要让外界过多炒作。

宋庆龄自己也明白，她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必须谨慎行事。

她在给吴其英的信中，特意强调“我的生活一切安好，有国家照顾”，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庆龄对宋子安教育理念的认同。

宋子安生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他在1966年写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二姐，我希望伯熊和仲虎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成为有知识、有担当的人。”

他还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准备让他们去美国读大学，接受西方的先进教育。”

宋庆龄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她自己就是留学归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她知道，10万美金对于两个孩子的留学费用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金，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父亲的愿望。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宋庆龄放弃遗产的决定，是必然的，也是情理之中的。

这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体现了她的品格、智慧和对亲情的珍视。

06

1969年10月28日，香港的律师事务所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信件和英文翻译件。

律师立刻联系了吴其英，把信件和翻译件送到她手里。

吴其英拆开信封，先看了宋庆龄的钢笔信，当读到“决定全部放弃，转赠给伯熊和仲虎”时，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她又拿起那张宣纸写的毛笔信，看着上面工整有力的字迹，仿佛看到了宋庆龄的身影。

吴其英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给他们读了宋庆龄的信。

宋伯熊当时18岁，已经懂事，他听完后，眼圈红了：“二姑母太好了，我们不能要这笔钱。”

吴其英摇摇头：“这是你二姑母的心意，也是你父亲的心意，你要好好读书，不辜负她们。”

宋仲虎16岁，虽然不太懂10万美金的具体价值，但也知道二姑母是为了他们好，他点点头：“我会的，妈妈。”

律师按照宋庆龄的要求，修改了遗产分配协议，把原本留给宋庆龄的10万美金，转到了宋伯熊和宋仲虎的名下。

这笔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存进银行，作为宋伯熊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另一部分作为宋仲虎的教育基金。

1970年9月，宋伯熊考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和他父亲当年一样。

他带着母亲给的学费，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临走前，他按照宋庆龄的嘱咐，给她寄了一张自己的登机牌复印件。

宋庆龄收到后，很高兴，把登机牌复印件放进铁盒子里，和宋子安的信件放在一起。

1972年，宋仲虎也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系，同样用的是这笔遗产。

兄弟俩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给宋庆龄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他们会在信里说自己的考试成绩，说美国的生活，说对二姑母的思念。

宋庆龄收到信后，都会亲笔回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她在给宋伯熊的信中说：“你父亲当年留学，是为了回国报效国家，你现在留学，也要记住这个初心。”

1975年，宋伯熊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香港。

他进入父亲当年创办的航运公司工作，从基层做起，慢慢熟悉业务。

1976年，宋伯熊专程托人给宋庆龄带来了一件礼物，是一件美国产的羊绒围巾。

宋庆龄收到后，冬天出门时总会戴上，她说：“这是伯熊送的，很暖和。”

1978年，宋仲虎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也回到了香港，和哥哥一起打理家族生意。

兄弟俩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规模比宋子安在世时扩大了不少。

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同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消息传到香港，吴其英带着两个儿子，专程从香港赶到北京，参加宋庆龄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宋伯熊和宋仲虎站在宋庆龄的遗像前，泪流满面，他们想起了二姑母当年的恩情。

宋仲虎在追悼会上说：“二姑母是我们家的恩人，如果不是她放弃遗产，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宋庆龄逝世后，根据她的遗嘱，她的骨灰撒入了长江，她的故居被保留下来，作为纪念馆。

1982年，宋庆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里面陈列着她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宋子安的信件和照片。

吴其英后来把宋庆龄放弃遗产的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孙子孙女，让他们记住这份恩情。

宋伯熊和宋仲虎也经常给孩子们讲二姑母的故事，教育他们要重情重义，简朴做人。

2009年，宋仲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还提到了这件事。

他说：“二姑母的品格，是我们家族的精神财富，她放弃遗产的决定，影响了我们一生。”

“她让我们明白，亲情比金钱更重要，做人要懂得付出，懂得感恩。”

如今，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依然保存完好，院子里的白蜡树每年秋天都会落叶，就像1969年那个午后一样。

来往的游客在参观时，总会听到讲解员讲述这段往事。

讲解员会指着那张书桌，说：“1969年10月，宋先生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放弃遗产的回信。”

会指着那个铁盒子，说：“这里面装着宋先生和宋子安先生的书信，见证了他们的姐弟情深。”

这段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在岁月的流转中，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宋庆龄放弃的是10万美金的遗产，坚守的是亲情的纯粹和做人的品格。

宋子安留下的不仅是一笔财富，更是一份跨越生死的牵挂。

这份情谊，无关金钱，无关地位，只关乎血脉相连的手足之情，只关乎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关爱。

它像一颗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光芒，提醒着后人，亲情的珍贵，品格的可贵。

如今，院子里的白蜡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秋天，枯叶飘落，又会抽出新芽，就像这份情谊，永远不会消逝，在岁月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