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艺术家赵丹，在解放前便已成为公众所熟知的电影巨星。他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作品中塑造的角色，已深深刻印在广大观众的心中。解放之后，其执导的《乌鸦与麻雀》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推荐下荣获金质奖章，而他主演的《武训传》亦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反响。

然而，在毛泽东发起对《武训传》的猛烈批判之际，赵丹亦未能幸免，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尽管此后他仍投身于《海魂》、《林则徐》、《聂耳》等几部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之作的拍摄，但自1965年完成影片《烈火中永生》后，他却被剥夺了继续拍摄电影的权力。文革期间，赵丹饱受长期监禁，遭受了非人的虐待，险些丧命。

自“四人帮”覆灭，我国焕然一新，赵丹也迎来了十年磨难后的第二个春天。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坚信自己能够重返心爱的电影银幕，塑造周恩来、闻一多、鲁迅等众多光辉人物的生动形象，更有机会自编自导，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作品搬上大银幕。然而，他未曾料到，种种原因使得他直至1980年离世，始终未能再拍电影，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在病榻之上，赵丹的体力日渐衰弱，面容愈发憔悴，连言语交流都变得异常艰难。然而，他心中的痛苦与遗憾却与日俱增，心中积攒了诸多的话语欲倾诉，诸多疑问亟待解答。

为何这位具备最强实力和最佳条件的演员，最终在电影开拍前夕被他人取代？

赵丹痛苦回忆。

赵丹试妆照，饰演周总理，在《大河奔流》。

在彼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着手拍摄《大河奔流》，赵丹荣幸地被选中饰演周恩来一角。他欣喜若狂，向家人宣告：“将周总理的形象呈现于银幕之上，全国无人能出我之右。我与周总理交往甚密，对他了如指掌。我出演周总理，不仅力求形似，更要追求神似！毕竟，我与周总理是旧识，自认最适宜诠释他的形象。”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首次跃然银幕，赵丹将满腔热血倾注其中，不分昼夜地钻研周总理的文献资料，从个人记忆及周总理的纪录片中捕捉他的举止神情，甚至不惜改变容貌，在医生的帮助下将鹅蛋脸塑造成周总理的方脸……试镜过后，观众们惊叹：“周总理仿佛又回到了我们身边！”然而，正当影片即将开拍之际，赵丹却突然接到禁止他出演周总理的通知。他愤怒至极，不仅向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理论，甚至直接找到文化部的部长进行争辩……然而，这一切均未能改变结果。最令赵丹无法忍受的是，一则毫无根据的谣言在流传：“在旧社会，赵丹与江青有过关系，并育有赵青。”这种无端指控，却让某些领导误以为赵丹不宜出演周总理。

回想起这一切，赵丹心中激荡着纷繁复杂的情绪。此刻，他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拍摄《闻一多》那段充满回忆的过往。

妻子黄宗英为减少赵丹的苦痛，开始动笔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剧本写完后，赵丹的好友、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并决定请赵丹主演。演好闻一多，这也是赵丹的一大宿愿，早在1955年他就出演过一个闻一多式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框框限制，他并不满意。这一次总算又有机会了。他再次得到心灵的寄托，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角色的揣摩当中。他还特地到天津采访闻一多的夫人及长子，并与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闻立鹤真切地希望赵丹能出演自己的父亲，也相信赵丹一定能演好的（这一事实，系闻立鹤的女儿高晓红对笔者所讲）。可是，又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一电影也下马了。黄宗英为此痛心：“唉，一个电影艺术家，想登台演出竟如此艰难！一次次的期盼，终究化作泡影，变成失望。遗憾，多么令人心痛的遗憾啊！”赵丹的痛苦之情，不言而喻。

自1960年初次试镜鲁迅角色起，赵丹便在蓄须与剃须之间徘徊，这一来一回，已整整二十载。然而，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对于将艺术看得重于生命的赵丹而言，这份内心的煎熬无疑难以言喻。他一生执导了40部电影，参演了超过50部话剧，正当他的艺术造诣达到巅峰，自以为能够创作出最卓越、最动人的作品之际，却因种种束缚与限制，一次次与机会失之交臂。

自然，赵丹无法重返银幕的困境，除了外在的框架限制之外，似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因素，即所谓的“政治原因”。在李辉的文中，我留意到了黄宗英提及的两段回忆。

彼时，文化大革命尚告一段落，赵丹却仍旧面临着被遗忘的境遇。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 【

“荒谬！如果那五人中有人拥有组织背景，我们当时就能设法让你们重获自由。整个新疆的‘文革’叛徒案都已得到平反，你怎能被当作叛徒？他们不接纳你，我特地邀请你前往江西。”

赵丹与黄宗英

赵丹对“政治问题”的态度。

这批材料（指“文革”期间赵丹的交代材料）是“文革”后发还的。“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上面写着“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说：“你们说哪句是错话，哪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来人说：“既然已界定为内部矛盾，就请签字吧。日后查阅档案时，这仍是必需的……”

赵丹猛地一拍桌面，怒斥道：“是谁擅自查阅我的档案来启用我？我岂会轻易让他得逞！”

我对他们言道：“你们所立此案，系针对他的背叛行为，运动总结中理应包含这一要素。请先取回，我们日后再行商讨。”

对方表示：“若你不签字，他人将无法利用。我们需全力贯彻政策。”

局势变得僵持，赵丹紧接着补充道：“这并非是针对你们的。复查政策必须做到精准无误。这并非是针对你们的。”

他们走后，赵丹又嘀咕开了。他说：“我这样发脾气，他们还会整我。”晚上他老叹气，做噩梦，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是“犯小人”，担心不放过他。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是签了？”我劝他：“忘了它！找你再说。”“忘了它！”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我们不是史学家、政治家，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和老百姓一样，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他说：“如果真被囚禁，有那样的结果，也就不计较了。”他总是如此，时而暴躁，时而私下抱怨。

赵丹的交代文件是在其去世后才归还的。数日之后，上影厂的政策落实办公室通知我，称“复查小组已重新审议，并重新拟定了结论。”查阅后，大意是“所有不实之词均予以撤销。”他们要求我签署，我却拒绝签字。随后，我要求他们留下那份交代文件，但并未在结论上签字，这表明赵丹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出最终结论。赵丹去世后，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人民了解他》的800字文章。我认为，无论有无结论，都无足轻重，因为他已经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形象。

从上述资料审视，不难发现，尽管春意已浓，文革遗留下的阴霾与严寒仍久久挥之不去。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赵丹从绘画中寻找乐趣。他结识了富华、陆俨少两位画师，经常创作中国画，将晚年绘画作为他主要的艺术活动。画作中常有其真情的流露，在一幅白芍的画上，赵丹题诗：

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泼墨写白芍。

然而，绘画并非能够驱散他心中的痛苦。陈丹青曾提及一个故事：“听闻有位去过赵丹家中的人描述，那些岁月里，他终日伏案挥毫泼墨，每当有人赞叹其作品，他便会突然大声疾呼：‘我是演员！我是演员！’伴随着话语，泪水也夺眶而出。”

他亦笔耕不辍，创作了《银幕形象创造》与《地狱之门》两部著作。前者汇聚了他数十年艺术探索的精华，后者则记录了他人生中的苦乐交织。

赵丹的追梦之旅尚未落幕，他渴望与爱女赵青深入交流，共同创作一部新的《赵氏体系》。此外，他仍怀抱着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能重返银幕，再次绽放光彩。

1980年，中日携手制作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片中中国棋手况易山一角原定由赵丹出演。然而，赵丹因胃痛困扰，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尽管疼痛加剧，赵丹仍渴望早日康复，眼中含泪向医生表达心声：“我是一名演员，已有十五年未登银幕。近期心仪的电影项目亦未能如愿。唉，命运多舛啊！我只希望尽快检查，若无大碍，能早日出院，再投身影坛。”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邀请赵丹出演此角抵达时，他正准备出院。在与医生的交谈中，赵丹预感自己可能患上癌症，他焦虑地问：“我是否患上了癌症？”随后坚定地表示：“若能手术，请立即为我手术；若不能，我即刻出院，我要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

病情愈发恶化，赵丹不得不转院至设施更先进的北京医院寻求救治。然而，癌症的残酷无情终究将赵丹吞噬，他终究未能战胜病魔，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昏迷之际，他似乎仍旧沉浸在电影角色的演绎之中，念念不忘那些台词。而在清醒的时刻，赵丹会沉思于中国文艺的诸多大事。他依旧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最新动态，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愿向世人吐露自己肺腑之言。

金秋十月，中央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胡乔木专程前往医院探望赵丹。赵丹针对文艺界普遍关注的诸多问题，敞开心扉，畅谈己见，同时嘱托黄宗英做好记录。胡乔木不时颔首赞同，在告别之际，更是要求黄宗英将这些宝贵意见整理成文，以便公之于众。

赵丹所著文章，发表于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

黄宗英将整理好的文章迅速交到《人民日报》袁鹰手中。1980年10月8日，著名的“赵丹遗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文如下：

管得具体，文艺无望

《人民日报》近期展开了关于“优化党对文艺的领导，激活文艺事业活力”的深入讨论。当看到“优化”、“激活”这样的标题时，心中不禁感到喜悦；然而，在“编者按”中读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优化，通过优化以实现强化，我们在此问题上立场坚定”，却又不禁忧虑重重。我不清楚“编者按”中所指的“我们”究竟涵盖了哪些人。我所深知的是，我们中的一些艺术家——那些对党的事业忠诚不渝、坚韧不拔的艺术家。每当听到“加强党的领导”的呼声，他们便会条件反射般地感到不安。因为，从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看，每一次所谓的“加强”，往往伴随着更多的动荡，不合理的干预，直至最终走向“全面专政”。这一幕幕仍历历在目，留下的感受尤为深刻。今后，我们切勿再以那样的方式“加强”了。

我认为，强化或优化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实质上涉及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控与实施。具体而言，这便体现为党如何坚定有力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关于文艺创作的具体方向，党的领导是否必要？党应如何实施领导？

党负责指导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及农业、工业政策的实施；然而，党无需过多干涉具体农作、木工、裁缝、烹饪等日常事务，也不应干预作家创作和演员表演。文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自身的职责，若党对文艺过度干预，文艺事业将失去生机。回顾“四人帮”对文艺的严格控制，连演员的腰带、补丁都不放过，导致全国只剩下八个剧目，这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深刻反思并提高警惕吗？！

谁是响应党的号召便投身写作的作家？鲁迅和茅盾难道仅仅是遵从党的指令才开始创作的吗？难道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党指使的吗？同样，马克思又是谁邀请他进行创作的呢？生活与斗争，推动历史进程，孕育出特定的文化，塑造了时代的艺术家与理论家，“各自引领风骚数百年”。在文艺的骨气和哲学观上，并不是哪个政党、哪个流派、哪个组织、哪个支部能够加以管控。如果非要如此具体地干预，那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劳而无功，甚至是对文艺的破坏。

文艺领域的主管领导们均宣称自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和革命文艺理念的，似乎只有那些文艺专家才是对文艺一知半解的普通人。然而，即便国家成立已三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已走过六十年，全国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已壮大至数百万之众，为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包括公社、厂矿，仍普遍倾向于聘请那些对文艺不太了解的人来担任领导职务，以此感到安心？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费解的逻辑。特别是在高层领导往往缺乏文艺知识且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在这种外行向内行转变的过程中，庞大的文艺队伍不得不原地踏步，而有些领导甚至拒绝转变。因为他们一旦成为内行，可能就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了。加之生活节奏的快速变化，即使是内行也难以跟上，再加上各种干扰，导致现在文艺界受欢迎的作品大多只是停留在街头巷尾的简单对话水平。

各文学艺术界同仁，各协会团体，是否应强制确立某一特定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是否应以某一特定作品为核心精神？对此，我们应深思熟虑，广泛讨论。我个人倾向认为，不宜如此。回顾历史，文艺领域的繁荣往往并非源于单一思想的垄断，而是在多元思想的交融中得以绽放。

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体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体制”一词，起初对于我们这些艺术家来说颇为陌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并非愿意置身于“体制”之外，反而“体制”常常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紧紧束缚着我们，迫使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并应对这一现实。

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唯有我国，文艺领域的非业务官员占据着显著比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不流行谈论谁依赖谁，除了农民、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女性）之外，大多数人似乎都握有属于自己的“铁饭碗”。然而，为何要如此执着地让众多非艺术背景的官员来管理艺术家们呢？他们或许在其他职业上也能有所建树。然而，当众多“游泳好手”都涌向同一个“泳池”，结果往往只能是“插蜡烛”。每一位肩负“领导艺术”职责的官员，都秉持着忠诚职守的原则，发表自己对艺术创作的见解，却难以达成共识。比如，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从1960年我开始试镜至今，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的胡须反复修剪，剃了又留，留了又剃。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本应有几部风格各异、时代背景和视角不同的《鲁迅》电影问世，但现在，连“楼梯声”都显得微弱。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艺术生命的问题，《鲁迅》影片的迟迟未能上映，实际上也关乎新一代具有鲁迅风格的文艺家的涌现。

文艺创作独具特色，它绝不能轻易地被简单通过。允许评论，允许批评，允许给予鼓励，也允许热烈喝彩。回顾历史，文艺创作始终保持着无拘无束、难以束缚的自由精神。

习惯，与真理背道而驰。陋习，更不应当被奉为不可动摇的准则。无论历经多少关卡与审查，历史上从未有佳作因审查而生；每遇电影争议，我总有忍不住发表意见的冲动。时而也想自我克制，缄口不言。对我而言，已无太多忌惮。只觉言辞纷繁，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

“赵丹遗言”赢得了巴金、冰心、夏衍、曹禺等众多文化巨匠的热烈拥护与高度评价。巴金在《随想录》中如此表述：“赵丹道出了我们许多人心中所思，那我们欲言又止的话语。或许他的发声略显滞后，但他无疑成为了首位发声者。我倡导言辞真实，而赵丹在病榻之上，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曹禺高度评价道：“赵丹同志的遗作虽局限于文艺领域，但其胸怀与意图却显得深邃且宽广。”

然而，这番遗言亦遭到了部分人士的指摘，他们认为其中关于党如何引导作家和艺术家的话语过于偏激，某些观点与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主流意识相悖，甚至触及了社会公义的底线。

为化解纷争，金山特意撰写了一篇具有“转折”意味的文章。

袁鹰也对“赵丹遗言”作过深刻的思考，他写《送赵丹远行》，提及“遗言”时说：“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和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即将熄灭的微弱火光，点燃了文艺思想解放的火炬，用最后的呼吸催生了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定会倾听这位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唤。”

《遗言》问世之日的翌日，《赵丹书画展》在淮海公园盛大开幕，展出了69件赵丹在上海创作的佳作。观众络绎不绝，人数超过8000人次，场面之热烈，前所未有。当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赵丹书画展》在上海开幕的消息，赵丹听闻后，嘴角微微上扬，眼角泪光闪烁，笑容中带着几分感慨。

翌日，即1980年10月10日的拂晓2时40分，赵丹与世长辞，享年仅65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