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贺龙元帅、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们，不幸被剥夺了居所，被迫迁徙至北京和平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该地逐渐沦为臭名昭著的“黑帮楼”，声名远扬。

薛明女士、贺晓明、贺捷生、贺黎明、贺龙将军本人以及贺鹏飞。

1967年一月下旬的周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年级学生贺晓明，骑乘自行车，耗时一小时，抵达城郊的万寿路，去拜访他的父亲贺龙与母亲薛明。由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周恩来总理曾特意安排他们迁往“新六所”——这些住宅始建于建国之初，原本是为中央领导人预备的办公与居住场所，但由于工程未完工，最终仅落成了六座。

与贺晓明并肩前行的，还有正在清华大学攻读二年级的兄长贺鹏飞，以及就读于景山中学的妹妹贺黎明。这一家人欢聚一堂，共度了一个宁静的周末。

临别时分，贺龙对三兄妹郑重告诫：“你们务必遵从毛主席的教诲，在波涛汹涌的激流中锻炼……”似乎有千言万语在胸，却终未能一一表达。

我未曾有过过度忧虑，内心始终保持着宁静，毕竟未曾有过任何亏心事，因此对于鬼神的传言也就无所畏惧。我坚信，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会对他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贺晓明在北京北新桥住。

位于北新桥附近的某座院落中，67岁的贺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缓缓述说。她身着朴素的黑衣，眉宇间洋溢着柔和的笑容，眼角微微上扬，眼尾轻挑，其神态与贺龙将军的英姿颇为神似。

不久前，贺龙与薛明同被安置在西山一处隐蔽的院落中，身陷软禁之困境。转眼间，两年光阴已逝，直至1969年6月9日的黎明时分，七点钟光景，贺龙在软禁期间因糖尿病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解放军301医院接受救治。然而，遗憾的是，当天午后，他不幸离世。

那个看似普通的周末，却定格成了贺晓明三兄妹与父亲生前最后的相聚时光。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拂晓，贺晓明收到了来自总参服务局的通知，要求他们搬家。兄妹们立刻着手搜集纸箱，开始将床单、脸盆、毛巾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打包归类。次日晨曦微露之际，一辆满载着家当与家人的大卡车，载着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出发，驶向了位于和平里五号楼的崭新住所。

改名换姓

1966年年末，坐落于北京东交民巷的8号院逐渐笼罩在了一种不安定的气氛之中。在解放战争之前，这片院落曾是奥地利大使馆的驻所，随后，它见证了罗荣桓、贺龙、陈毅等开国元勋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屡遭国家体委造反派的无端骚扰。12月26日，与其关系密切的周恩来总理，特地安排他暂居于“新六所”，并承诺道：“您家中的琐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未几，反动势力的耳目锁定了他的行踪。得知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即将成群结队前来对他进行批斗，他毫不犹豫，毅然决定亲自赴城中，直面那些造反派进行对质。途经中南海时，他与薛明商议，一同前往西花厅游览。周恩来随即吩咐秘书临时安置了一张床榻，留他们暂留一宿。

1967年1月19日午后四时，周恩来同志与李富春同志并肩，与贺龙元帅展开了一场庄重的对话。

周恩来语气严肃地对他说：“我从林副主席那里过来，他提及你在私下里对他过往的行为有所议论，指责你屡次干预事务，并未积极推广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百年之后的事态深感忧虑。”

贺龙多次想要发表意见，却总是被周恩来以温婉的语气劝阻。周恩来说道：“毛主席已经对你给予了特别的关照，我亦同样坚定地站在你这边。我会为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去处，让你先行休息。待秋风渐起，气候宜人之时，我便亲自前来接你归来。”同时，他郑重承诺，会妥善照料他的子女们。

黎明四点钟，贺龙夫妇驱乘一辆吉普车，向着西山深处一座隐蔽的院落驶去。该院落被群山环绕，周围一片宁静。通往外界仅有狭窄的一条小径，除了贺龙本人、薛明以及守护院落的警卫战士，外界人士难以窥探其内。

贺龙、薛明被软禁于西山。

此刻，位于东交民巷的他们住所已被红卫兵彻底洗劫，屋内一片狼藉，墙上则布满了满目疮痍的大字报。

在无奈之下，贺晓明兄妹三人不得不迁入廖承志位于东直门的那所幽静小院。廖承志遵从周恩来之嘱，以撰写自我检查为由，被安置在中南海内予以保护。他的夫人经普椿热情地接纳了他们。“她的关照细致入微，叮嘱我们切莫外出，安心在她家躲避。她说道，这院落中的任何人都不敢擅自闯入。”贺晓明这样回忆道。

此策略终究难以持久。撇开贺龙的问题不谈，贺鹏飞作为清华大学“八九派”的领导核心，其影响力实属过于突出。

为免拖累廖家，兄妹三人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留下年幼体弱的小弟贺黎明在家，而贺晓明与贺鹏飞则选择外出避祸。出于对安全的考量，贺鹏飞更名为吴亮，贺晓明亦改名为李列，贺黎明则化名为李红。

贺鹏飞凭借智慧巧妙地避开追捕，安排贺晓明假扮成外地革命者，给清华大学的一派造反派拨通电话，假装要批斗贺鹏飞，并探询贺鹏飞是否已返校。电话那头的回应是贺鹏飞尚未返回学校。贺晓明进一步询问贺鹏飞回来后的处理方式，对方透露计划对他实施逮捕。

兄妹俩知学校回不去。

飘荡40天

1月23日，这对兄妹果断作出决定，选择骑自行车前往天津。他们的面容与父亲颇为相似，鉴于对造反派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们决定白天抵达红卫兵接待站稍作休憩，然后夜幕低垂再继续他们的骑行之旅。

当骑行至筋疲力尽之际，总会暂停片刻。他点起一支烟，而我便在堤岸的斜坡上小憩片刻。他担忧我可能会着凉，我却信心满满，答道：“不必担心。”于是，我轻声吟唱起那首《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兄妹之间情感深厚，关系格外亲近。贺晓明曾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如此述说。

走走停停，一周后到塘沽。

于塘沽，他们登上一艘驶往上海的货轮，通过从事杂役来换取食宿。贺晓明无所不能，他曾于航海图上标记船舶的具体位置，借助星辰与月亮指引航向；在轮机舱内为船只补充燃油；协助厨师烹饪；涂刷油漆，敲打锈迹。每当货轮停靠塘沽，他们便会悄无声息地给廖家拨打电话，向妹妹贺黎明传达平安，同时询问父母的近况。

此刻，贺龙与孩子们失去了联系已久，于是他请求周恩来予以协助，帮助寻找。不久后，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情况，便指示贺黎明告知他们返回学校的消息。

2月15日，历经40天的飘泊之旅，他们终于重返了北京。

他们的东交民巷住所已是残垣断壁。家具悉数被移走，父母的遗物被总参服务局妥善保管，家中仅余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整理好行囊，各自重返校园。

贺黎明亦已迁离廖宅。鉴于造反派可能再次上门抄家，她不敢独自留在家中，遂选择暂居于友人处。

重返北大校园，贺晓明惊愕地发现，有关她的大字报已遍布各个角落，从宿舍楼到食堂，再到教学楼。宿舍门口的大字报更是严令她坦白罪行，在她名字旁边，赫然画着醒目的叉号。

贺龙的侄孙贺兴洲，自幼便在贺家度过，彼时他正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在串联的途中，他忽闻贺龙遭遇不测，被打倒的消息，遂急忙返回北京的家中。经过多方询问，他终于与贺鹏飞等人取得了联系。

贺鹏飞同样遭受了批斗，然而他表现出了异常的镇定。“关于老爷子的事，我们几人心中都颇感坦荡。”贺兴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在这年的“五一”假期，贺家兄妹以及贺兴洲一同回到了家中。家中已无家具，他们便将褥子铺于地面，以此安顿身躯，仅以简餐果腹。

此刻，校内各派造反势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然而他们自身却鲜少涉足其中，相聚时亦鲜少谈论政治，心中仅怀揣着一份单纯的信念：坚信父亲并无过错。

然而，不久之后，那座空寂的居所亦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庇护。他们被迫被驱逐，面临搬迁的命令。

和平里5号楼

他们温馨的新居位于和平里五号楼一区的高层，具体是五层的501号室。

这是一套由三个小卧室组成的住宅。其中，面向北的一室被用作厨房和储藏空间。而面向西南的两间卧室，一间是贺晓明姐妹的住所，另一间则由贺鹏飞与贺兴洲共同居住。在这两间卧室中，即便摆放了两张大型床铺与一张餐桌，也仅能勉强容下行走的空间。为了更贴切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贺家的炊事员与八号院的传达室勤务员亦被调派至旁屋居住，与他们会邻而居。

贺龙、薛明及孩子们

贺晓明与其妹妹每月均能从勤务员手中领得20元的生活津贴，而贺鹏飞则因吸烟而额外获得30元的补助。这些款项均源自贺龙夫妇的工资扣除。贺晓明习惯性地将个人生活费用节省下来，用以购置香烟供应其兄。

未几，贺鹏飞察觉到，那两位派遣来的人正对他们进行着监视。他指向贺兴洲，示意其注意。“看，那两人正趴在窗沿，注视着我们。”贺兴洲如此回应。

彼时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贺家之外，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亦同处一域。

吕正操的居所位于贺家楼之下。两家的孩童在街头偶遇，虽未言明，却默契地点头示意，面上却保持着淡然，以免给人留下黑帮子弟相互勾结的印象。然而，私底下，他们依旧保持着联系。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被下放到农村之后，家中便只剩下小妹妹吕彤岩。她胆怯，不敢独自度过夜晚，而贺晓明则曾主动下楼陪伴她。

贺龙及其子贺鹏飞

在这群黑帮子女中，贺鹏飞，年方二十一，算是较为年长的成员。他继承了父亲的直率性格，很快便在身边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据贺晓明推测，在和平度过的那两年间，家中来往的宾客不少于百人，其中大多数是父母曾被打击的黑帮后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里5号楼一区逐渐声名狼藉，成了远近皆知的“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与居委会的干部时不时地展开突击检查，他们大声敲响房门，咚咚咚的声响不绝于耳，声称是为了查找可疑分子。实则借此机会，对那些不幸陷入困境的黑帮成员进行警告与震慑。

一日深夜，贺鹏飞被警方带至派出所接受询问。贺晓明及其姐妹们焦急地在派出所门外守候，心情忐忑不安，幸而事情并无大碍。“这分明是故意找麻烦，趁机给你一个警告，意在表明，全国最不堪的几户人家，便是你们家。”贺晓明如此说道。

罗瑞卿遭受打压之后，罗点点时常流离失所，林枫家中成了她的临时避风港。她忆起，无论何时踏入林家，总能见到一双筷子和一碗热饭在等待，而她最钟爱的，便是那炸酱面。一日深夜，警察突然发起突袭，罗点点在睡梦中被林枫的女儿林京京一把拉起，匆忙中被塞入了大衣橱之中。

刘源

刘少奇的子女们那时寓居于木樨地，然而刘源却频繁前往和平里嬉戏。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我们那群孩童常聚集于此，引起了派出所与居委会的瞩目，他们时而日间，时而夜晚，总会突然展开‘户口核查’。我们或潜藏于箱柜之后、壁橱之高，或攀爬至楼顶窗台，幼时在军队所习得的隐匿、攀登、越野技巧在此得以施展，技艺愈发纯熟。”

在北苑少管所

那一年暑假，贺鹏飞与贺兴洲携手贺黎明，再邀上几位好友，筹划了一次前往天津及周边地区的旅行。恰巧贺晓明不久前刚从天津归来，因此未能同行，独自留在了和平里的家中。

游览天津之后，他们购置了前往上海的船票，期待着开启新的旅程。然而，甫一登船，便遭到了警察的注意。随之，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事管理人员带回了首都，并被监禁于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坐落于北京市立水桥周边。在文革动荡的年代，此处设立了名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的机构。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子女，以种种借口被拘禁于此，被迫与父母断绝关系，并需对他们进行揭发。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等革命先辈的子女，均曾身陷囹圄，遭受此等不幸。

贺鹏飞及其同伙被疑谋图偷渡至朝鲜，其携带的游泳裤成为了关键的疑证。贺兴洲的档案资料中新增了“投敌叛国嫌疑”的记录，此一变故严重影响了其未来的职业生涯与日常生活。

数月间，贺晓明与兄弟姐妹们的联系中断。直至冬日降临，他才终于盼来了他们的消息。

“我那时心中涌起一股预感，踏入屋内便确信自己将收到一封信。果不其然，地上静静躺着一封。信封一经开启，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上了眼眶。”这封信是贺鹏飞托付一位看守人员带出的，他巧妙地从门缝中将其塞入。

信中简要地描绘了他们在少管所的境遇，并叮嘱她预备秋冬的衣物及生活必需品，详细注明了送达的时间和途径，更附上了路线图。同时，她还特别提醒她戴上那条红色的围巾。

她与一位友人相约，骑自行车前往少管所。少管所门前，一条蜿蜒的长廊两侧，绿树掩映。穿过此道，她便瞧见了正在田中劳作的贺鹏飞与贺黎明。他们一见那抹鲜艳的红围巾，便匆忙退却，而我们二人则奋力向前，却在途中被值勤人员拦下。

在得到看守的许可后，贺晓明得以步入接待室，与贺鹏飞、贺黎明以及贺兴洲三人相见。

不日，贺晓明再度收到贺鹏飞的来信，信中邀请她前往一家医院相会。信中提及，贺鹏飞在囚禁期间，肝脏功能受损，已被送至该医院接受治疗。

那天，她身体不适，正忍受着高烧的折磨。贺鹏飞趁守卫不备，悄悄从衣物与靴子中取出一扎扎的信件。她头脑昏沉地接过这些信，迅速将它们塞满了背上的军用挎包。“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在进行秘密行动。”她不禁感慨道。

这些信件系被监禁于少管所之人悄无声息地寄给亲朋好友的。其中，写信者大都是我熟识的面孔，例如陆定一的子女陆德、廖汉生的子女廖晓礼以及薄一波的子女薄熙成等人。信封上已清晰地标注了详尽的收件人信息。

为减少引人注目，她投递信件时，每次仅敢将三五封投入邮筒。而那些从靴中取出的信件尤为私密，她担忧难以通过邮政的审查，因此选择在夜幕低垂之时，一封封亲自将信件送到收信人的府上。

1969年的伊始，贺兴洲、贺鹏飞与贺黎明三人相继走出看守所的大门，重返和平里那熟悉的家门。

父母音讯全无。然而，或许正是这无声的等待，才是最令人欣慰的消息。

贺龙病逝

1969年6月9日的午后，贺晓明独身一人，站在北大篮球场旁，观摩着他人挥洒汗水的身影。她早已习以为常，在众人眼中被孤立，独自承受这份孤独。

恰在此时，北大军宣队的数位成员前来拜访，告知她两名军人已至，意图与她进行一番交谈。她见到这两人，心中不禁一紧。坐上车辆后，其中一位军人向她透露，你父亲病情严重，我们此行正是接你去探望他。

车辆驶入了解放军301医院，将她，那如被雷霆击中的女子，径直带到了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哥哥贺鹏飞正面色凝重地坐在那里。

负责贺龙专案之中央专案组内，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详述了抢救及治疗的过程。贺鹏飞接过烟，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神色平静地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自己的母亲薛明。

于301医院的一间昏暗储藏室内，他们终于得以与母亲相见。她安坐在床板上，眼神略显空洞。虽已入夏日，她却依旧身着毛衣，头戴一顶黄色的帽子，帽下那曾经乌黑的发丝如今已染上了霜白。言语表达上，她也显得有些吃力，只是机械地反复说着：“我很好，很好……”在专案人员未曾察觉之际，她悄声对贺晓明道：“我需要衬衣和衬裤，已经没有可换的了。”

踏上探望遗体的路途，她始终紧握着贺晓明的手，不断鼓励她保持坚强。

步入14病室的17号床位，他们与贺龙相见。那洁白的被单直至鼻端，将他标志性的两绺黑胡子尽数遮掩，仅露出一抹额头与那灰白的发丝。

这乃薛明首次目睹贺龙遗容。她曾陪伴他在西山度过那段被囚禁的岁月，长达两年之久。然而，当他的病情恶化，被紧急送往医院之际，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却阻止了她一同前往。

不久后，薛明被押送至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邻近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贺鹏飞毕业后，被分配至甘肃武都的汽车修配厂，成为一名工人。贺兴洲则远赴山西，投身煤矿行业。贺晓明则被分配至贵州雷山县教育局任职，尽管与母亲相隔不远，但双方却并未互通音信。

“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源自母亲的期望，因为我知道母亲依然在世。”贺晓明眼含热泪，“另外，我对林彪的仇恨让我发誓，只要他不下杀手，我就要与他周旋到底，看看他最终的结局！这一切简单的原因，正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贺黎明，最小的妹妹，远赴陕北志丹县投身插队生活。她事先通过电报告知家人这一消息，贺兴洲便毅然从山西返回，将家中无论有用与否的物品悉数装箱。对于这一回忆，贺兴洲的语气显得平静。他亲自将贺黎明送至志丹县，两大箱行李，重约三十公斤和五十公斤，先是通过火车运至西安，再由他肩扛步行至汽车站，最终将它们运送到目的地。

身为黑帮之女，贺黎明在插队期间遭受过殴打，腰间至今留有难以磨灭的伤痕。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已不愿对人提及。

随着人潮散去，和平里五号楼的居所亦随之被收回。自此，他们便告别了这片土地。

平反

在1971年的深秋九月十三日，林彪的座机不幸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伴随着飞机的损毁，机上人员亦全部罹难。

1974年9月29日，党中央颁布了编号为25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恰逢贺龙离世六周年之际，中央隆重举行了追悼仪式。周恩来虽身患重病，仍坚持主持，在见到薛明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在贺龙的遗像前，他深深地鞠了七个躬，表达着无尽的哀思与愧疚。

然而，对于中央发布的平反通知，薛明持有保留态度。通知中提到：“中央当时认为，厘清贺龙同志的问题亦属必要。”在提及逝世原因时，仅以“因病逝世”一笔带过。薛明指出，这番言论实则是在为林彪等人开脱罪责，而后者则掩盖了贺龙同志被迫害至死的真实情况。

在那个四人帮仍旧盘踞的岁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已属不易，主席与总理可谓竭尽全力。然而，我母亲却坚决不认可那份文件，她立志要为父亲彻底洗清冤屈。贺晓明在回顾往事时，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述说。

林彪事件之后，薛明被周恩来接回北京，暂住南锣鼓巷的一处小院。一天，她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王姓护士。当年在西山“新六所”时，此人曾奉命收走贺龙的药物，并对他们苛刻以待。“他让我妈妈向他所在单位反映，说他在西山，没有迫害我爸爸。我妈妈很生气地批评了他。她说，‘你所言与事实相悖，你难道不知他患有糖尿病、钙质缺乏、屡次感冒，甚至多次摔跤？而你却将我们的药品收走，身为一名医务人员，你未尽到应有的责任啊！’”

1979年3月2日，薛明向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与军委秘书长耿飚呈递了一份报告。她在报告中恳请，在贺龙同志83岁华诞之际，能够发表其撰写的纪念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此外，她还请求中央对1974年关于贺龙同志的平反报告进行重新审视。

3月29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对薛明的缅怀文章。遵照中央的指示，一支由总政治部保卫部主导的联合调查组已成立，负责对贺龙在遭受迫害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接受的医疗状况进行彻底调查。

经过三个月的深入研究，中央保健委员会召集了相关专家，对贺龙的治疗历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最终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在医疗过程中所存在的限制、延误以及错误的反治疗措施，导致贺龙的糖尿病病情加剧，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最终不幸离世。

1982年10月16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重新为贺龙的历史问题和死因作结论，彻底为其平反。《决定》写道：“1969年6月8日，贺龙同志病情加剧之际，林彪、江青等人非但不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反而施以加剧病情的恶劣手段，导致贺龙同志于同年6月9日含冤离世。”同时，《决定》宣布撤销了197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遵照贺龙将军生前的遗愿，在中央的批准下，薛明携子女一同将他的骨灰迁往了其故乡——湖南张家界贺龙公园，安放于斯。

2011年8月31日，薛明不幸离世。在贺晓明姐妹成功向中央申请并获得批准后，他们终于将父母的骨灰合葬于同一处。

在位于北新桥附近的院子里，贺晓明为父亲设了一个纪念室，里面陈列着父亲的遗像和一些老照片。她还搜罗父亲用过的老物件，专门辟出一个角落，还原了父亲的工作环境：一盏落地台灯、一张单人沙发，以及一张摆放着毛泽东著作的小巧书桌。每日，家人都会泡上一杯香茗，置于桌上，仿佛父亲依旧陪伴在他们身边，给予他们无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