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长江江畔雾色深沉，汉阳轧钢厂的施工灯亮了一整夜。寒风中，一份“中南地区冶金骨干企业规划”趴在木桌，纸页被吹得猎猎作响。湖北省几位技术负责人围着炉火说起设备缺口，有人突然提起一个名字——王盛荣。几个人面面相觑，既熟悉又陌生：这位当年在江西苏区冲锋陷阵、在上海生死护款的老同志，此刻竟只是一名筹建普通干部。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正是他的名字，让毛主席在江城停下脚步。

春节后，中央发来通知：1957年4月初，主席将赴武汉调研。消息甫传，省里加紧布置路线，水陆联通、军工院所、钢铁厂全在考察名单。筹备会上，省委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翻阅材料，发现王盛荣被列在汉阳轧钢厂“普通技术员”一栏，他疑惑地问道：“是不是弄错了？这位可曾经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众人苦笑：降级处分生效后，王盛荣的行政级别只剩十三级，文件上就是这么写的。

4月15日，武汉天气转暖，白沙洲大桥尚在桩基阶段，汽笛声与打桩声混作一片。主席一行乘坐江轮自武昌上岸，第一站选择武汉长江大桥工地。扶梯时，主席和颜悦色地问随行干部：“钢材供应紧不紧？”得到“仍有缺口”的回答后，他若有所思。接下来，考察团来到汉阳轧钢厂预制区域。巨大的行车轰鸣，散发着新焊接的金属味。主席看完试轧件样品，忽而环顾四周：“厂里老同志多不多？”陪同的湖北主管答：“三十多人，主要是抗战时期冶金战线转业干部。”主席点点头，脚步却没有挪动。似乎在回忆某个细节，他又问：“王盛荣是不是在这儿？”

现场鸦雀无声，干部们没想到主席直接点名。半晌，一位年轻科长低声提醒：“王副厂长在实验楼。”可根据人事档案，他其实是正科级。省主要领导赶忙补充：“主席，王盛荣同志于1952年被撤职处分，现负责设备安装协调，生活上还算稳定。”主席眉心微蹙，没有继续追问，而是示意继续参观。

离厂时，车行至月湖桥南端，主席对随行秘书说：“找省里再核实一次，王盛荣情况要弄清楚。”语气不急不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湖北方面连夜调卷、电话求证，从武汉档案馆一直翻到1952年的审理材料，才把“1千吨钨砂案”前前后后理出大致脉络。省领导越看越蹊跷：当年的处分依据薄弱，多数仅凭几张口供。次日清晨，他们把调查摘要送到主席住处。

清晨七点三十分，主席站在窗前眺望江面，读完材料后缓缓放下：“这不像他的为人。”一句话唤起往事——1932年初冬赣南山野里，王盛荣冒雨奔波，硬是把即将陷入围剿的毛泽东从村口接走。枪声贴着肩膀掠过，双方距离不到三十米。雪夜借着微弱的月色，王盛荣将毛泽东掩护到一处土窑洞，直至天亮才转移。此事后来在中央小范围提及，知者寥寥。主席记得那夜瑟瑟寒风，也记得土窑洞里同吃的几颗炒黄豆。

资料显示，王盛荣1907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20年随亲戚到上海打工，十三岁进纱厂，因组织罢工被捕后加入少年先锋队，迅速成长为沪西工人运动骨干。1927年，八七会议会址保卫工作正是他一手操办。1930年回国后，他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副书记，随后入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长征途中，他率先带领机关职工抢渡乌江，战地医护紧跟其后。有战友曾调侃：“王副官像钉子，哪里缺人往哪儿摁。”

长征胜利后，王盛荣奉命转入新兴工业系统。抗战全面爆发，他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兵工处长，拆设备、背零件，夜行百里，硬是在华北荒野建起一座小型兵工厂，保证前线急需弹药。1945年后，他随军南下，进入中南局工业部，熟识湖南湘潭、江西德安的锰矿与钨矿布局。建国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局长，专抓钨砂进出口与矿区设施建设。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业局是冷门岗位，但在朝鲜战争紧迫的背景下，钨这类战略物资直接关系抗美援朝的弹药供应，地位一点不比兵团司令轻。

1952年，周总理签发一道公文：委托王盛荣负责向苏联出口一万吨优质钨砂，用以换取列宁格勒重型破碎机、德龙228型高速齿轮轧机等设备。王盛荣赴江西大余、湖南郴州考察储量，很快发现国内储矿加工能力不足。恰在此时，贸易部门传来情报：香港有蒋介石留下的1千吨滞销钨砂，指标合格。王盛荣拍板，从外汇中拨付资金购入，再转手出口补缺口。此举创汇近千万美元，可惜账务在层层流转中被别有用心者篡改，硬生生给他扣了“倒卖国家战略资源”的罪名。办案组将“1千吨钨砂不翼而飞”定为事实，很快形成结论。王盛荣没有申辩机会，结果是降为科员、开除党籍。

主席在武汉审阅到这些细节，脸色凝重。次日9时，他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党内处理同志，事关政治生命，必得慎之又慎。王盛荣同志多年奋斗，功劳有目共睹。”随后，他口述三点意见：一，责成中监委复查；二，暂予恢复党籍；三，安排其主持汉阳轧钢厂全面工作，待遇提至副省级。

命令以极机密电报形式发往中南局。当天午后，王盛荣被通知到省政府小礼堂。那天他穿着褪色呢制服，膝盖口磨了圆洞。会议室里，省长开门见山：“中央决定，任命你为湖北省冶金厅厅长，兼汉阳轧钢厂厂长。”王盛荣愣住：“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组织信任我，我就干；不信任，也无怨。”说罢举手敬礼，指尖微微发抖。会议结束后，他独自走出大楼，四月的武汉已经有了初夏的闷热，他在解放公园西门伫立许久，才深吸口气去赶下一班去轧钢厂的渡轮。

复查工作很快展开。中央派出调查组前往广州、香港、长沙三地取证，历时四个月，认定“王盛荣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失当，原处分撤销。相关责任人受到批评或调离。1958年2月，新华社内部简讯称：“王盛荣同志已光荣回到党组织。”消息未对外公布，但在老红军圈子迅速传开，许多同辈同志私下拍手称快。

王盛荣走马上任后，将全部精力投向轧钢厂。设计图纸堆满了办公室，他常在机声轰隆的车间穿梭到深夜。工人回忆：“王厅长跟现场测温工一样，哪台小锤不合格他一眼就看出来。”1958年10月，轧钢厂第一炉钢水出钢温度整整1223摄氏度，偏差不足两度，轧制合格率达到93%，创当时国内新纪录。中央发来贺电：“汉阳轧钢厂投产，标志中南地区重工业布局再上台阶。”

在忙碌之余，王盛荣从不主动谈及过去。只有老友探望时，他才提到苏区那段日子，“长征路上睡在草地就着露水嚼炒面，身旁弹片呼啸，活下来就该干事。”这种口吻不带怨气，更无怨言。主持干部考评的小组成员曾问他下一步个人诉求，他摆摆手：“工厂蒸汽机再装一台，比我升不升官要紧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钨砂外贸事件虽然尘埃落定，却让中央对出口审批流程进行彻底整改：凡战略物资出口，需工矿部门、外贸部门联审；资金流向须经中国人民银行三级核验。这个制度沿用多年，减少了潜在漏洞。很多后来研究五十年代经济史的学者，把王盛荣案当作“中央—地方—企业”三角权责重新分配的显影剂，如果没有那场风波，流程或许还要更久才能完善。

回看王盛荣几十年履历，曲折与辉煌交织：13岁童工，20岁地下交通员，23岁八七会议护卫，30岁长征先遣员，45岁开国工业局长，47岁蒙冤降职，50岁再次被委重任。不难发现，他在任何位置都保持一种“听命令、站得出、拿得起”的状态。正因为此，1957年主席在武昌南岸口的一句“他现在怎么样”，才产生巨大的制度回响。当年曾有年轻记者想写报道，被婉拒，理由只有一句：“对党有用就够了，写不写不重要。”

此后几年，王盛荣主持汉阳轧钢厂技改，参与九江钢厂会战，又协助勘定湖北大冶铁矿扩能计划。1962年，他主动请缨支援贵州六枝特区，考察高硫铝质煤与低品位铅锌矿分离技术；1964年，他带队赴内蒙支边。同行者记得，那年冬天零下三十七度，风口在耳边像锯子。王盛荣用棉帽遮住冻裂的耳背，仍满地跑。谈起艰苦，他总用一句话搪塞：“当年过草地都熬过来了，眼前这一点不算啥。”

1974年，67岁的王盛荣终于离开繁杂的行政岗位，调回武汉冶金学院顾问，同年轻教师讨论矿山安全、选矿自动化，讲课常用粉笔在黑板画出一张又一张井下炮眼布置图。学生们最爱听他描述长征路上的“红井”与“腊子口”，更敬重他对数字与工艺的苛求。他不强调个人荣誉，却保留一枚磨损严重的党徽，别在灰布上衣内侧。有人请他合影，他习惯把衣襟扣好，只露出半截闪亮的徽针。

1981年秋，王盛荣在武昌病逝，终年74岁。讣告上列出职务：湖北省冶金厅顾问、汉阳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未再出现任何“处分”字样。送别那天，江城细雨如丝，老战友、厂里工人自发排成长队。有人哽咽：“要不是他，人和机器哪个脱不了钢铁浆。”花圈挤满灵堂，最抢眼的两行字是主席曾写给他的短句——“忠诚可昭日月，耿直堪励后人”。

余音未尽：钨砂的光与影（附800字）

钨，熔点3410摄氏度，密度接近黄金，被誉为“工业牙齿”。在新中国诞生之初，这种战略金属几乎等同于外汇。1950—1953年，抗美援朝急需高强度穿甲弹芯，朝鲜前线后勤处一度把“钨钢渗碳棒”列入三大急缺物资之一。正因如此，1951年3月，国家重工业部专门成立“钨矿工作组”。组内档案显示，全国探明钨矿储量九成集中在赣南、湘南、粤北三角区，而建国初期的采选冶能力仅有日伪时期的70%。怎样把矿石变成军工可靠的硬质合金，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硬骨头。

王盛荣所遭遇的“1千吨钨砂”风波，只是当年整体布局不完善的缩影。以港口中转为例，香港在1949年后虽未全部封锁大陆物资，但贸易需通过英商及中间商重重倒手，既拉高成本，也容易生出账目灰区。档案记载，1952年华南某海关驻港办事处，每吨钨砂手续费高达购入价的17%，放到今天也属天价。王盛荣从海外回购既是权宜之计，也是实事求是的选择。要在风声鹤唳的外部环境下维系出口承诺，本就离不开现场拍板与随机应变。

更大的问题出在内部。那段时间，中央推行大规模“三反五反”运动，聚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旦有人检举，组织就必须介入核查，以示整风决心。王盛荣正好撞上这一关键节点，复杂的供销链条交由不熟悉业务的审查人员，理解与解释出现偏差。审查报告数易其稿仍漏洞累累，却因风头紧而匆匆下结论。事后回看，正是这种“先定性、后补证”的做法导致冤案产生。也正因如此，王盛荣案被翻案时，中监委强调“经济领域案卷必须由熟悉业务的同志主审”，随后出现一批复合型审查干部，既懂政治又通财务，这在当年实属破天荒的制度进步。

钨砂事件还意外激活了国家层面的出口新规。1958年颁布的《特种金属及矿产品出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任何单位私自签订合同，金额超出十万美元者，需报国务院审批；外汇结算路径须在中国银行留痕。制度细节看似枯燥，却为后续三线建设、高原有色金属推广打下地基。正因如此，后来云南个旧、河南栾川等钨矿区在六十年代大跃进浪潮里仍能有章可循，避免了资源一哄而上式掠夺。

在王盛荣晚年留下的讲稿里，有一句格外醒目：“新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条直线，弯路上同样有财富。”这并非感慨，而是硬邦邦的工程学逻辑：金属晶体遇到冲击会留下位错，反复冷轧热轧后，位错密度升高却让强度激增。历史同理，波折越多，制度韧性越强。王盛荣的命运，是那个年代工业体系生长的侧影，也是钨砂从混乱走向有序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