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次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但换个角度看，这次看似被动的撤退，或许是当时唯一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一次由失败催生出的必然选择。

军事上的失利，特别是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无疑是离开中央苏区的直接导火索。可即便没有这次失败，红军在江西的日子也早已进入了倒计时。

一个注定守不住的家

中央苏区从地理上看，本身就是一块绝地。它被夹在赣闽粤三省的交界处，东面是浙江福建，南面是广东广西，西有湖南，北有湖北安徽，四面八方都被国民党的军阀势力围得水泄不通。

这里是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区，卧榻之侧，他绝不会容忍一支独立的红色武装长期存在。这一点，从他发动的“围剿”就能看出来，完全是不死不休的架势。

第一次失败了，立刻组织第二次；第二次又失败，第三次、第四次接踵而至，每一次的规模和兵力都远超前次。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一次次的人海战术，把红军彻底耗死在江西。

可以想象，就算红军侥幸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紧接着必然是规模更庞大的第六次、第七次。在这样一个封闭且资源有限的环境里，面对源源不断的敌人，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离开，是迟早要做的决定。

真正的战场在北方

当红军在南方与国民党军队反复拉锯时，整个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北方急剧发酵。日本侵略者自东北而入，铁蹄踏遍华北，那里才是当时全中国人民视线聚焦的抗日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将领导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作为使命。抗日救亡，早已是我党打出的响亮旗号。但如果一直困守江西，连日本兵的影子都见不到，所谓的“抗日”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时，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甚至公开嘲讽，说共产党高喊抗日，却躲在南方不见行动。这种舆论上的被动，极大地影响了党的号召力。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必须走到抗日的前台去。

要成为抗日先锋队，就必须离开江西，去北方，去炮火声最密集的地方。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更是政治上争取民心、掌握主动权的唯一途径。

向北还是向南的路线之争

1935年，日寇侵华的步伐越来越快，全国军民的抗日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坚定的抗日力量，必须扛起这面大旗，回应人民的期盼。

同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果断作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这个决定完全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脉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个正确的方向并非一帆风順。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公然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坚持要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这一举动，让本已艰难的红军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幸运的是，在朱德、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加上南下部队屡屡受挫、损失惨重的事实教育，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最终破产。三大主力红军历经磨难，最终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伟大会师。

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向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是这次战略转向的里程碑。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将斗争的矛头从国内阶级矛盾，转向了中日民族矛盾。

这个策略的转变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共产党不再仅仅是工农的代表，而是要团结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

毛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仅要做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更要成为坚不可摧的“台柱子”，以此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破坏团结的图谋。

笔者以为

回头再看，离开中央苏区，北上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它让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被围困在南方的局部政权，一跃成为引领全国抗战的民族先锋。

正是因为抓住了“抗日”这个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共产党才赢得了最广泛的民心支持，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无比正确的政治抉择，它将一次战役的失败，转化为了整个战略上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