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尧伊油画《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首要体现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推崇。

在讨论遵义会议时，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三位人物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1945年6月10日，在中共七大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道：“遵义会议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对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若无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左’倾错误路线中分离出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将无从谈起。大家将成就归功于我，却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谈到王稼祥，毛泽东曾指出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的是决定性的“关键一票”。至于周恩来，遵义会议不久后，毛泽东在与红1师师长李聚奎的交流中评价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恩来同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三位杰出人物中，周恩来将军在军事生涯中服务时间最久，且长期担任军事指挥要职。1924年秋季，周恩来同志自莫斯科返回祖国，此后陆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以及军事部部长。他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相继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及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周恩来同志抵达中央苏区，期间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红军长征前夕，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应运而生，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全体成员在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史时，对“三人团”，尤其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心几乎殆尽。在此关键时刻，“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同志担当起来”。（出自《周恩来传 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1页）

在这段历史长河中，周恩来虽始终专注于军事领域，然而，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刻见解，却是在他踏入农村之后，逐渐孕育而成的。

1931年九月的下半月，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应运而生。至同年十二月，周恩来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肩负起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重任，彼时局中同仁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在此之前，周恩来已投身于白区的地下斗争四年有余（期间两次赴苏联）。尽管他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理念了解有限，但从1932年十月的宁都会议的情形来看，周恩来显然已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远意义。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思考如何落实临时中央提出的“中央长信”，即“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深切体会到了“泽东积多年作战经验，其兴趣亦在于指挥战争”。于是，当宁都会议将矛头直指毛泽东，并提议将其召回后方以剥夺其军事指挥权时，周恩来仍坚决主张保留毛泽东在战场上的指挥权。尽管毛泽东最终还是被调回后方，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始终如一。毛泽东离任后，红军总司令部新成立，朱德担任总司令，周恩来则接替毛泽东成为总政治委员。随后，李德、博古与周恩来实际执掌了军事指挥权，朱德的作用相对减弱。甚至红军决定长征这样重大的决策，朱德也未能参与其中。

因此，欲令红军摆脱逆境，军事策略亟需调整。简而言之，自湘江战役以来，核心之所在在于此时执掌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他能否明智地“退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出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经历宁都会议之后的连串挫折后，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解日益深化。与此同时，他敏锐地察觉到红军广大官兵对李德等人积怨甚深。基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亟需一位如毛泽东那般的“帅才”。这或许正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普遍采纳毛泽东意见的原因所在。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周恩来表示，我们党亟需选拔一位深谙农村革命之道的统帅。尽管我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我深知自己的局限。你固然才华横溢，但若不谙军事，领兵打仗恐难胜任。你我皆从事具体业务，不适合担任领袖或统帅之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方面颇有造诣，通过井冈山斗争，他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非常适合指挥当前的战争，堪称一位智慧卓绝的帅才。宁都会议之后，他虽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可或缺他。自长征开始，我便着手策划让他重返军事领导岗位。我坚信，凭借他的才干，定能引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还强调，担任“书记”的角色并不关键，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能够带领我们打赢战争。唯有在战争中持续获得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长征，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其深远而巨大的国际影响历久弥新。众多外国人士对此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学术研究领域，1971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战的不朽史诗》，堪称世界上首部系统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亦为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之一。时至今日，仍有众多国内外学者引用其材料与观点。

纵然本书尚未有中文译本问世，然而作者后续出版的《周恩来传》亦颇具影响力。书中对遵义会议前后局势的深入剖析，无疑能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提供宝贵见解。

“总之，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持有诸多看法，但他依然被这位传统而魅力非凡的领袖所折服。这一点不容置疑。或许，农村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已消磨掉了周恩来在天津、巴黎和上海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锐气。”（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不容忽视的是，朱德在当时的贡献尤为显著。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回顾遵义会议时明确强调，周恩来与朱德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直言“没有他们，情形将不堪设想”。朱德将军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在2016年9月接受人民网视频采访时也表示，毛泽东能够出席通道会议，首要功臣应归功于朱德的建议。《周恩来传》中记载，朱德作为周总理的老友（周是朱的入党引荐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曾与周恩来有过沟通，表明自己有意推举毛泽东。这一举动对周恩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恩来传》认为，朱德的这一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7页）1976年元旦，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在似梦似醒的状态中，隐约听到了广播中播出的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他立即吩咐秘书取来当天的《人民日报》让他阅读，此后亦多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朗读。这两首词伴随着周恩来走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六会四渡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以及苟坝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事决策的话语权；而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议，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四渡赤水的辉煌胜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黎平会议旧址。

在这六次关键会议中，核心讨论焦点集中在“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向川黔滇地区进军的策略，而博古与李德则倾向于向湘西方向，寻求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在1934年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会议中，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均表示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转向建议，即由湘西地区转向黔川地带。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与会的大多数成员一致认同毛泽东的正确见解，并正式确立了向贵州方向转移兵力的战略决策。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确认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从而基本终结了“三人团”对军事指挥权的掌控。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同志重返党的领导核心，重掌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至9日）：旨在深入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并对我军接下来的战略进军方向进行细致研讨。

在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设立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并得到了与会者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六次会议均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在党中央大多数成员中的广泛共识，毛泽东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这些会议的方向。然而，仅仅依靠会议的讨论与决策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实际战斗的检验，即实战的考验。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历经四渡赤水，成功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在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企图，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关键性胜利，这一成果“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时，谈及四渡赤水战役，他赞叹道：“毛主席用兵如神！堪称运动战的典范。”

◆《通道会议》（木刻画）。

毋庸置疑，四渡赤水是一次充满挑战与曲折的历程，每一步都潜藏着“急流险滩”。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红军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遭遇挫折，毛泽东总能将被动化为主动，灵活应变。尽管他的战略立足点多次改变，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坚守战略方向。

四渡赤水的战役，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不仅体现了他善于吸纳他人意见，精准分析敌情——包括从各方获取的情报——更彰显了他擅长总结经验，将被动转为主动的能力。尤为关键的是，他始终坚持战略方向，致力于向川黔滇地区发展，而非考虑与湘西的2、6军团会合。

“土城之战虽败，但正是由于我们及时渡过赤水，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从而扭转了被动局势。部队果断轻装简行，舍弃了那些笨重的物资，行动更加灵活自由，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自如地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

土城之战的失利，直接促成了扎西会议后中央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该文件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思想。《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明确指出：“为确保胜利的可靠性，我们必须寻找最佳时机与地域，以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坚决避免那些没有胜算的冒险战斗。因此，红军必须频繁变换作战区域，时而东进，时而西行，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径，时而循旧路，时而辟新途，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有利条件下的作战胜利。”在随后的二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取得了长征途中的最大胜利——遵义大捷。这一胜利，成为毛泽东“用兵如神”战略思想的首次光辉体现。

在苟坝会议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独自坚决主张不进攻打鼓新场。尽管与会者中二十余人均倾向于进攻，毛泽东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的职务。然而，在那晚，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并随即召集中央负责人重新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放弃对打鼓新场的进攻。随后，毛泽东提议组建一个全新的军事指挥团队——“新三人团”，由他本人、周恩来以及王稼祥共同担任要职。换句话说，就在前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显得孤立无援，而到了第二天，他却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与支持。

◆苟坝会议旧址。

长久以来，各界人士纷纷探究毛泽东如何成功说服周恩来，以及周恩来如何被说服的过程。其中，情报在其中的作用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近年来，甚至有观点走向极端，主张情报在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戴镜元这位当时负责无线电情报工作的重要人物经常被提及。戴镜元于2008年离世，生前留下了回忆录并接受了多次采访。这些回忆录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情报的重要性，而且对于认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亦大有裨益。

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缅怀毛泽东》一书中，收录了戴镜元的文章《毛主席和机要工作》。文中提及，戴镜元自1933年春季起投身技侦情报领域，向中央贡献了大量无线电解码的情报，其中不乏极具准确性的内容，然而李德、博古等人并未采纳。他感慨道：“自那时起，我便意识到，机要工作虽是工具，若无英明领袖的运用，其作用恐难以显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指挥官不仅需有坚定的决心，还需掌握及时准确的情报。缺乏及时准确的情报，决策难以正确；而仅有精准情报，若无卓越的领导者，情报亦难发挥其效。‘毛主席用兵如神’，这‘神’源自何处？正是源于正确的战略指导、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以及信息的透明。正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红军所向披靡，不断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在革命战争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

戴镜元的论述可谓将情报作用的实质阐述得淋漓尽致。2005年6月22日，戴镜元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及，在苟坝会议上，与会者二十余人几乎异口同声，一致主张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一人持不同意见。尽管毛泽东反复阐述，依据军委二局、三局提供的情报，细致剖析敌我双方的实力与动向，并详尽陈述反对的理由，然而，由于众人求战心切，最终仍决定发起进攻。当晚11时，情报部门接到黔、川、滇三地敌军最新动向的情报，与毛泽东的判断不谋而合。这一回忆表明，面对同一情报，毛泽东的分析独到而鲜明，迥异于众人，事后亦证明其正确无误。“若非毛泽东当夜挺身而出，历史的发展轨迹或许将迥然不同。”（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新三人团”成立以来，首场战役便是鲁班场之战。在这场激战中，红军虽未能取胜，实则可视为一场败仗。关于此次战斗的评估，普遍观点认为，在当时情势下，这场战斗是不得不打的。尽管红军的损失略超国民党军，但从战略层面来看，红军成功争取了先机。

◆扎西会议旧址。

若进一步审视，不难发现四渡赤水的关键转折点实则发生在鲁班场的败绩之后。这一转折的显著标志，一方面是三渡赤水导致蒋介石作出了致命的误判；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决定第四次渡赤水时，将其视为红军转危为安的至关重要的军事举措。

蒋介石视红军在鲁班场遭受挫败后三渡赤水为溃逃之举。据此，他断言红军的战斗力已遭受重创，并将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他进而主张借鉴在江西实施过的“围剿”策略，以期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他紧急电令各部队加速修筑碉堡和道路，以收紧包围圈。他更是激动地宣称，若再未能剿灭红军，他将无颜面对世人。

一时之间，红军似乎又陷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第四次横渡赤水。这一举措，终于让红军迈出了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关键步伐。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国内外已有诸多著述，此处不再赘述。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发给各军团领导的关于第四次渡赤水的电报措辞：“严重紧急关头”、“限时迅速渡毕”、“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保秘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电报中明确指出，若渡河过程中出现任何不测，将给红军带来“最大危险”！换句话说，只要渡河顺利，就意味着红军的最大危机已经得以化解。

第四次横渡赤水河，无疑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三大、亦是最大的一次辉煌亮点。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一成就不仅赢得了共产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广泛赞誉，更令国民党方面感叹自愧弗如。

余绪：国际视角下的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自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来，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至今未曾间断。全球各大国中，都有众多专注于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国际上，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已达数百种，其中绝大多数对毛泽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甚至可以说是正面评价。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内容在这些传记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以深入了解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崛起之间的紧密联系。

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长期致力于毛泽东研究，在其著作《毛泽东》中提及：“193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闻名遐迩的会议，这一事件最终让毛泽东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值得一提的是，众多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均将施拉姆的作品视为主要参考资料，频繁引用其观点与素材。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跃升至中共高层领导地位……他扭转了局势，击败了28位布尔什维克，并对长征进行了重新定位。”“周恩来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他一直以来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建议。’周恩来在谈及毛泽东时如此表达。他主动辞去军事委员会职务，并力主由毛泽东接任领导。”

“在遵义会议这一特殊时期，部分与会者之所以考虑转向毛，期望他站出来引领方向，这背后有着切实的原因。”“他们迫切需要一位来自民众的领袖，一位卓越的农民英才来担当领导重任。”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滞留，毛的同僚们终于认识到，毛泽东始终是正确的，而他们每个人——特别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始终是错误的。因此，毛泽东首次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他又说：“既然所有的其他希望都已破灭，他们只能向他（毛泽东——引者注）求助。”对于四渡赤水的描写，肖特笔锋犀利：“毛泽东展开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机动战，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使得追兵如同迷失在浓雾之中，蒋介石的谋士们茫然失措，连毛泽东本人的将领们也感到困惑不解。”在上海，《中国周报》坦承：“赤匪中不乏智谋之士，否认这一点实属愚蠢。”一名国民党警备司令更是直言不讳：“他们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在文中专辟章节描述了苟坝会议之后的会理会议。在详细描绘了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等人进行的严厉批评之后，他进一步阐述道：“然而，正当毛泽东大获全胜之际，他依旧展现出了非凡的豁达与宽宏。毛泽东在会理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将军事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另一方则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他们又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会理会议之后，军团指挥员们以及伴随该方面军行动的党的领导人们，再也不会对毛泽东的战略判断或领导权提出质疑。”

“会理会议对错误意见进行了批判，实现了认识的统一，维护了团结，并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中央中的领导地位。”

1999年问世的肖特所著《毛泽东传》以及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作品《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在评价会理会议时观点基本吻合，均认为毛泽东的崛起始于遵义，而其地位在会理会议中得到进一步巩固。

这四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普遍被学术界视为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的权威之作，真正全面且具有学术价值的传记。在描述遵义会议时，这四部作品不谋而合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其意境宏大，堪称千古绝唱。尤其是“从头越”这三个字，词家的阐释认为，它蕴含着重新部署长征大计的深意，以及对未来的豁达展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实际上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