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章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但他的根基却非常稳固。他1911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家里生活非常艰苦，父亲靠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因为贫困，卢绪章小学没读完就辍学，14岁那年，他独自跑到上海打拼，在源通轮船公司找到一份底层工作。白天做体力活，晚上去夜校学习国文和英文，并关注国家大事，偷偷加入了童子军。那时的上海混乱不堪，外籍人士在租界内横行，国人相互争斗。卢绪章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光靠口号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1932年淞沪抗战开始，卢绪章没有闲着，赶去前线救护伤员。战争非常惨烈，日军的轰炸使得街区变成废墟。他亲眼看到侵略者的残忍，这些经历深深印在他的心里。战争结束后，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举办了一个读书会，讨论国事，传播爱国思想。由于资金不足，这个读书会在几个月后就解散了。这次失败让卢绪章明白了：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资金，救国也不例外。没有经济基础，再伟大的理想也可能是空谈。他决定做生意，先赚钱再说。

1933年秋，卢绪章和田鸣皋、钱兴中一起投钱开了光大行，主要经营教会医院和大客户的药品邮购。那时候的药品市场混乱，进口商品价格昂贵，所以邮购成了一个新思路。三人轮流接单、送货，起初生意还不错，但不到半年，客户散了，公司不得不关门。卢绪章没有气馁，1933年初又重组，成立了广大华行。这次业务范围扩展从药品器械邮购，生意逐步发展。到1935年，上海的海思洋行和友宁行也先后开张。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他把公司的目标定为抗日救亡，挣到的钱大部分都用来支援前线。布匹做成旗帜，宣传册发到街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实都在帮助抗日。

卢绪章是个很有韧劲的人，他经商不仅靠运气，还要懂得人心。1937年，上海的党组织开办了一个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他立即报名参加。班上学习马列主义，卢绪章非常投入，认识了杨浩庐，杨随后介绍他加入了党。从此，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地下活动上。广大华行从一开始就支持抗日，入党后更成了党员的聚集地。他发展了多个员工入党，大家各司其职，有人传递消息，有人藏文件，江苏省委的刘晓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使得企业被定为秘密机关。这一步走得很稳，广大华行从一个小商行，变成了党的经济后盾。

抗战全面爆发后，卢绪章四处奔走，向当局递请愿书。随着战局恶化，他决定将业务迁往西南大后方。1938年初，他先到昆明，租商铺、刷招牌，卸货箱子，重庆的分公司也随之设立。1940年夏末，刘晓带他夜间赶到重庆红岩村，见了周恩来。谈话中确定了新的方向：卢绪章以资本家的身份公开活动，继续提供资金和情报，执行任务。为了保密，连家里人也被蒙在鼓里。这项任务听上去简单，实际上却危险重重，需要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还要养活整个网络。

广大华行迁往西南后，卢绪章开始大展拳脚。他重新组织企业，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昆明和重庆的分行，业务逐渐展开。卢绪章很有经商的才能，1941年又在成都、西安开了分号，甚至在敌占区也混得开，收益丰厚。这些钱没有进入他的口袋，全都用作党的支持。统计数据显示，从1942年到1948年，他为组织筹集了超过20万美元的资金，还有大量药品物资。他负责把华侨捐赠的美元兑换成法币，成批运送到需要的地方，没有强大的后台，这事根本无法完成。

卢绪章与国民党高官建立关系也是一门学问。他借助孙科的关系，与苏联做生意；蒋介石的身边人帮他搞到一个少将参议的职位；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关系让他能够利用飞机运送黄金美钞。这些关系虽然听起来很牛，其实都是工具。广大华行通过这些关系在国民党控制区站稳了脚跟，安全地运送资金和物资。

卢绪章表面上住得起洋房，开得起小车，实际上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所有的钱都属于党，他一分都不敢乱花，家里的衣服破了就打补丁，生活却不敢享受。特务一直盯着他，他外出需要格外小心，揣摩人心，打理关系，一遇到闪失，可能全盘皆输。

保密是最难熬的一关。卢绪章曾经在抗日中活跃，那些老同事对他不理解，背地里指责他投机，街上见面时更是当面讽刺。家里情况也不太好，妻子毛梅影要照顾孩子和家务，没法帮忙，还得隐瞒他的秘密。卢绪章夜里外出汇报，天亮不回，妻子怀疑他在外面鬼混。

他兑换法币或装药品的事情，也亲自上阵，弯腰搬箱子，怕被人知道。妻子心里不满，觉得他不像个老板，反倒像个苦力。他们家里常常争吵，卢绪章心疼妻子，但又无法解释，只能忍耐。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八年抗战，卢绪章努力坚持，为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恩来曾叮嘱他，作为资本家要表面光鲜，但内心要保持清白。这句话他始终铭记，外表上与大家融为一体，内心却始终保持清白。

广大华行不仅是一个资金来源，还是一个情报站。卢绪章利用商界的关系，获取国民党的动向，并传回重庆。他在多次任务中都做得非常周密。从1940年起，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到1946年营业额达到119亿法币。卢绪章创办了民益运输公司，采购船只，进行空运，并且担任制药厂总经理，监管生产。尽管国民党实施禁运，他还是想方设法运药，开设香港分公司进行海外贸易。尽管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

卢绪章这一生，没有因为经商而背离初心。他从贫穷开始，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地。在抗日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企业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他的支持，很多行动可能会陷入困境。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官关系密切，为自己的事业提供了便利。但他从不沾染腐败，始终保持着节俭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全国欢庆。卢绪章在经历了八年的任务后，心想终于能喘口气。他先处理企业事务，把总部迁回上海，在纽约设分行购买西药，争夺战后市场。安排妥当后，他去重庆见周恩来，汇报工作，并提出了要去延安，正面参与革命的请求。但周恩来却摇头拒绝，认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关系网络已经很难信任，继续以资本家的身份在上海地下工作。听到这个，卢绪章感到非常失落，他想堂堂正正去当战士，却只能继续与那些合作的、手上沾着同志血的家伙打交道，年复一年。

组织的决定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卢绪章离开，整个广大华行的网络将会崩溃，风险太大。他明白这点，擦干眼泪，继续工作。1945年9月，企业从重庆启运，卡车沿江而下，他在现场监督装箱。上海的总部重开，重新联系旧客户，恢复业务，继续运输军需物资，清点仓库的钞票。国民党的特务依然活跃，他在街头保持警惕，随时观察动向。汇报需要加密，纽约的采购也加快，西药的运输量迅速增加。

这个选择虽然看似残酷，实际上却挽救了很多局面。内战一打响，卢绪章的信息换得更为关键。1946年，他的新公司成立，签下购船合同，检查船坞。卢绪章担任上海的制药公司总经理，仪式上握手，巡视车间。产量数据汇总后，及时寄出报告。日常的应酬中参加商会，翻阅议程，发言中讨论贸易。回到家里，他帮妻子洗碗，但争执不断，他只能无奈地摊手说迫不得已。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销毁档案，点燃大火，灰烬飘散。6月25日，解放军进入城市，他在街头挥舞国旗。身份公开后，广大华行与联合行合并，主持剪彩仪式。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卸下了伪装，开始干正事。1948年底，他前往河北西柏坡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作做准备。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华东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和外贸部常务副部长。这些职务虽然听起来高大上，实则体现了他的实干精神。卢绪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开拓者，在进出口公司任总经理期间，他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培养了许多外贸人才。在1950年代，他积极赴欧美洽谈，签订合同并按印。巡视工厂，监督药品的出口。

1960年代，他出席博览会，分发资料，与宾客周旋，交换名片。19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他建议与海外的联系写报告上呈。他出访时，提着公文包走上舷梯。晚年时，卢绪章73岁，受中央和邓小平委派，回宁波担任顾问。他帮助制定发展战略，加快北仑港开发，并筹划宁波大学的建立。这些工作，他做得有条有理，且没有架子。卢绪章一生清白，革命战争期间不沾腐败，解放后也保持本分。他投身事业超过半个世纪，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和人民奉献。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同志们列队致敬。他的故事进入党史，广大华行成为隐藏的战线典范。回望一生，从穷小子到红色资本家，再到外贸奠基人，卢绪章没有走捷径，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踏实前行。